徐昉，生卒年不详，籍贯无考，活跃于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是晚唐时期以直言敢谏着称的谏官。其仕途虽未及高位，仅官至从七品上的右补阙，却以咸通十年（869年）冒死疏谏同昌公主丧礼逾制之事，在晚唐昏暗的政治图景中留下了鲜明的士人风骨印记，其事迹虽未单独入传，却散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及唐代政典文献中，勾勒出一位坚守谏官职责、不惧君威的忠臣形象。
徐昉的早年经历史料阙如，但从其任职右补阙的履历推断，他必是通过科举入仕，且兼具深厚的经史素养与敏锐的时政洞察力。唐代谏官制度自武后垂拱元年设立补阙、拾遗之职后，逐渐成为制衡君权、规谏朝政的重要力量，右补阙隶中书省，秩从七品上，虽品级不高，却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之责，可直接面向皇帝陈奏得失，侍从乘舆之际亦能随时进言。徐昉能跻身此职，足见其文辞、德行与识见均获朝廷认可，且在任前期已展现出谨慎持重却不避锋芒的谏诤风格，为日后冒死上疏奠定了基础。
咸通年间，唐懿宗沉溺奢靡，朝政日益腐朽，而咸通十年的同昌公主之死，成为引爆朝堂争议的导火索。同昌公主为懿宗爱女，下嫁韦保衡后深得宠信，其病逝后，懿宗悲痛欲绝，不顾国库空虚与礼制规范，下令为其举办空前奢华的丧礼：“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更追赠公主为卫国公主，谥文懿，敕令百官为其哭临，不从者贬斥，甚至将为公主诊治的太医及其宗族数百人下狱问罪，朝野上下敢怒而不敢言。此时，多数谏官或畏惧君威，或忌惮权臣韦保衡（时任宰相），皆“依违无敢言”，唯有徐昉挺身而出，以右补阙之职上疏力谏。
在疏文中，徐昉援引《礼记》《周礼》中关于丧葬礼仪的规定，指出“公主之丧，当遵古制，称家之有无，以礼节制，不宜过越名分，糜费国库”。他直言懿宗“以万乘之尊，徇匹夫之爱，竭府库之财以饰丧仪，囚无辜之众以泄私愤”，痛陈此举“上违天意，下失民心，恐致祸乱”。更为尖锐的是，徐昉点明丧礼逾制背后的隐患：晚唐藩镇割据、民生凋敝，西南蛮寇未平，江淮蝗旱频仍，此时耗巨资办丧，不仅加重百姓负担，更会动摇国本，“方今国用匮乏，边鄙不宁，百姓流离，陛下当躬行节俭，与民休息，而非穷奢极欲，贻笑千古”。这份奏疏言辞恳切却字字铿锵，既坚守礼制底线，又饱含忧国忧民之情，尽显谏官“补阙拾遗”的本职担当。
徐昉的上疏虽切中时弊，却触怒了沉浸在悲痛与专断中的懿宗。史载懿宗览奏后“龙颜大怒”，欲将徐昉治罪，幸得宰相刘瞻等大臣联名求情，称“昉虽言辞激切，然意在社稷，符合谏官之职，若加罪于昉，恐塞言路，非社稷之福”。最终，徐昉虽未遭重罚，却也因此被排挤出朝廷，外放为地方僚佐，此后便从正史记载中淡出。尽管仕途受挫，但他的直谏之举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迫使懿宗收敛了丧礼的奢靡之风，释放了部分被囚的太医宗族，更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时人赞其“以七品之秩，抗万乘之威，真谏臣也”。
外放之后，徐昉的具体任职与晚年事迹已无从详考，但从唐代官僚迁转惯例推测，他大概率担任过州郡从事或县令等职，在地方上继续践行着“以民为本”的理念。作为晚唐谏官群体的代表之一，徐昉的价值不仅在于单次谏诤的成效，更在于其在政治腐败、君权膨胀的时代背景下，坚守了“文死谏”的士人精神。与同时期多数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的官员相比，他以微薄的官阶对抗皇权的滥用，以坚定的立场维护礼制与民生，彰显了谏官制度在晚唐的最后一抹亮色。
徐昉的生平，是晚唐政治的缩影：一方面，谏官制度虽仍存续，却已难以制衡日益腐朽的君权与权臣势力；另一方面，仍有像徐昉这样的士人坚守初心，以笔为刃、以言为剑，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他的事迹虽未被浓墨重彩地记载，却通过零散的史料留存，成为后世评价晚唐政治与士人风骨的重要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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