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新，生卒年未详于正史，祖籍江南东道苏州吴县，出身儒学世家，是唐文宗大和年间以直谏闻名的清流言官。他以左拾遗之职跻身朝堂言路，在宦官专权、党争纷扰的晚唐乱世中，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谏官风骨，于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前夕联名上书、言事切直，成为中晚唐清流士大夫群体的缩影，其事迹虽散见于史料，却尽显乱世文人的刚正与坚守。
徐知新自幼受家学熏陶，“博览经史，尤擅《春秋》公羊学”，青年时便以才学与品行闻名乡里。唐穆宗长庆年间，他通过进士科考试步入仕途，初授秘书省校书郎，负责典籍校勘与整理。任职期间，他治学严谨，“辨伪存真，厘定讹误”，其校勘的《左传正义》抄本被时人奉为善本，凭借扎实的学识与勤勉的态度，逐步获得朝堂认可。唐文宗即位后，大兴文治，重视谏官群体建设，大和五年，徐知新因“操行清峻，议论持平”被举荐为左拾遗，跻身门下省谏官体系，正式踏上言路征程。
左拾遗虽为从八品下的低阶官职，却肩负“供奉讽谏，扈从乘舆”的重任，可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徐知新任职期间，正值唐文宗试图重振皇权、遏制宦官势力的关键时期。当时，以王守澄、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掌控神策军，干预朝政、任免官员，形成“宦官之权，振古未比”的局面；同时，牛李党争余波未平，朝堂派系林立，政治生态错综复杂。面对如此危局，唐文宗屡下诏书“求直言极谏之士”，而徐知新与同列谏官姚中立、宋申锡等人志同道合，形成了一股以匡扶社稷、肃清奸佞为己任的清流言官群体。
大和八年起，朝堂矛盾日益尖锐。宦官王守澄举荐郑注、李训入宫，二人虽获文宗信任，却暗中培植势力，与宦官集团既勾结又争斗；与此同时，地方藩镇割据加剧，民生凋敝，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徐知新目睹朝政混乱、宦官专横，多次单独上书弹劾奸佞、建言时政，其奏章“辞气激切，无所避讳”。他在《请罢宦官典兵疏》中直言：“夫兵权者，国之利器也。今宦竖握兵，干预庙算，祸稔萧墙，危在旦夕。愿陛下收揽兵柄，还政台阁，上安宗庙，下慰苍生。”其言辞直指宦官专权的核心弊端，虽未被文宗直接采纳，却在朝堂引发强烈反响，时人赞其“有汲黯之刚、魏征之直”。
大和九年（835年）秋，“甘露之变”前夕的朝堂已暗流涌动。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却行事诡秘、牵连甚广；宦官集团则加紧防备，朝堂上下人人自危。在此生死攸关之际，徐知新并未退缩，与姚中立、崔蠡等七位谏官联名上书，针对当时朝政三大弊端痛陈己见：其一，弹劾郑注、李训“恃宠擅权，结党营私，紊乱朝纲”，恳请文宗“远佞人，亲贤臣”；其二，反对宦官集团滥杀无辜、干预司法，要求“整肃刑狱，还民公道”；其三，建议文宗“停废不急之役，减免赋税，以安民心”。这份联名奏章“字字泣血，句句切骨”，既体现了谏官群体对朝政的深切忧虑，也展现了徐知新等人不畏强权的勇气。然而，此时的文宗已深陷李训、郑注与宦官集团的权力漩涡，既想借助谏官之力制衡各方，又不敢贸然激化矛盾，最终仅对奏章“留中不发”，未作明确回应。
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变”爆发。李训、郑注的诛宦计划败露，仇士良等宦官率领神策军大肆捕杀朝臣，“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数千人”，朝堂血流成河，成为晚唐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事变中，大批谏官、朝臣惨遭屠戮，左拾遗姚中立因牵涉其中被诛杀，宰相王涯、贾餗等重臣亦被冤杀。徐知新因联名上书之事已被宦官集团记恨，幸得友人暗中相助，“易服潜出长安，避祸江南”，才得以保全性命。
事变之后，宦官集团彻底掌控朝政，唐文宗形同傀儡，“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谏官制度遭受重创，大和九年十二月，文宗虽下诏“创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试图维系言路制度，但谏官群体已元气大伤，多为宦官集团亲信或明哲保身之辈，昔日清流风骨不复存在。徐知新避祸江南后，隐居于苏州太湖之滨，虽远离朝堂，却仍心系国事，“杜门着书，评议时政”，其所着《谏垣奏议》三卷，收录早年上书奏章与时事评论，后因战乱散佚，仅部分篇章被《全唐文》《册府元龟》收录。
唐武宗会昌年间，朝廷为“甘露之变”死难者平反，徐知新曾短暂被召回长安，授太常博士之职，负责礼仪修订。但此时的他已看透晚唐政治的腐朽，“见宦官之势仍炽，党争之祸未息”，不久便以病辞官，重返江南。晚年的徐知新致力于讲学授徒，“以经义教授乡里，培养后进”，其弟子中不乏后来的知名士大夫，如晚唐诗人陆龟蒙便曾受其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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