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最初报道的日期不到一个月，但澄清说明并没有让民众的信心立马恢复。他们会在心里嘀咕：
“就算是被人投的毒，注射器那么小的针眼，我怎么分得清它到底有没有毒？”
受害者有害论也出来了：“为什么别的产品没投毒，而要选择萌宝果奶投毒？可见这果奶还是有问题的。”
萌宝集团总部，赵常跃看到，曾经供不应求的产品，如今却在仓库里不断堆积。想到如今糟透了的销售报告，心里很是憋闷。
他非常恼恨那个写报道的记者，也恼恨这种体系：一有问题就不加分辨的广而告之，丝毫没有顾及受害者的利益。
赵常跃将事情缘由及相关文字材料整理好，全部发给了《内参报》记者。当年朱记者和傅记者采访过萌宝，双方一直有联络。
两位记者看过材料后，连夜写了篇报道—《西城日报失实报道，萌宝无辜受牵连》，发表在次日的《内参报》上。
一直关注萌宝改革进程的大领导，从《内参报》上得知失实报道的事，非常生气，在批示中对《西城日报》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要求停刊整顿和改组班子。
西城市委看到大领导的批示后，认为此事的性质是：一张小报差点毁了一个国有大企业。于是，会议一致同意，对西城日报进行改组。
但他们经核查发现，喝过毒鼠强果奶的三个孩子，最终确实都没救活。报道内容本身是属实的。可大领导的要求又不能不做。改组一事一搁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后，西城市委会议决定，调《西城青年报》一个副总编过来当《西城日报》的社长。
最终认定这起报道的错误是，违反了“地方媒体不要报道外地新闻的新闻纪律。”原来的社长调离，总编被记过，副总编被记大过。
这事在媒体人看来有些争议：毕竟《西城日报》的报道属实。
但汉字原本就博大精深，同样的文字被不同人看到，会有不同的想法以。民众看到那样的报道，不会认为是坏人的错，只会以为萌宝所有产品都有问题。
不论问题是否是萌宝的责任，都会让民众恐慌，从而影响到萌宝产品的销售。
而对萌宝人来说，他们很冤枉：厂里所有产品的制造和原料都没有问题。是别人在商店里买的，在里边加入毒鼠强，再重新混入货架。这事谁能防得住？
如果这种问题也要算在生产商头上，那所有的生产商和销售商都得人人自危。因为，无论生产和销售过程管控多么严格，也无法规避坏人在小商店里故意投毒。
有了上级部门发文要求禁止报道，又有《西城日报》的澄清报道，中毒一事的不良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却并不可能立马恢复原样。
从7月份中毒报道发出，萌宝的销售骤减，仿佛急驰的列车突然临停。虽然澄清报道也在7月份发出，销售却没有立马恢复。
下半年的销售平平，直到临近过年，各处开始备年货，这才让销售恢复到6月的水准。
毕竟最开始说出坏消息的人，不可能精准找到当初知道消息的那批人，再告诉他们：之前的消息有误。这是信息传播出错的通用伤害，接收范围存在差异。
年度总结会议上，继续由赵予舒解读数据：“今年的销售额是11.1亿，利润2.88亿。如果不是上半年增势好，填平了下半年的窟窿，今年的增长率就悬了。”
赵常跃语带庆幸：“商场如战场，总是瞬息万变。这个成绩虽然不算太惊艳，但也不算太差。重点是，我们公司有惊无险地活下来了。此处应有掌声。”
参会股东想起这一年的惊险，到最终扭转危局，确实太不容易了，全都热烈鼓掌。待掌声渐渐消减下来，赵常跃这才开口：
“确实，那个投毒事件的影响太恶劣了。不过也有好处，给我们肃清了舆论环境，以后生产商不至于再遇到类似危险的情形。
大家如果注意观察，就会发现，现在再刊发类似的坏消息，报道内容会侧重于加害方，对于受害者的信息会一笔带过。
类似的新闻，他们会写成：男子在饮料里加入毒鼠强，又放入商店货架，被顾客买到。”
其他人员不住点头：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以萌宝集团接近倒闭的伤痛，换来全体受害者的权益得到重视与保护，这也算一种胜利。这是萌宝的贡献。
赵予舒继续解读数据，讲解提案：
“现在一年期利率是7.47%，我们按7.5%计算，员工持有的4520股，以7.5%股息计算，每股分红是0.075元。本次股东分红共计万。
赵予舒税后分红是1220万4000元。
赵贵园、赵志灵税后分红4619万2140元。
赵常跃、向莲华税后分红6364万3860元。
员工待分配奖金包432万，集团现有员工3503人，平均每人最高可分得年度奖金12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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