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如针，刺在城市的皮肤上，也扎进我的神经末梢。整座城市仿佛被浸泡在墨水瓶里，湿冷、沉重，连呼吸都带着铁锈的腥气。站台的顶棚漏着水，一滴一滴砸在脚边的积水里，像是某种倒计时的节拍。我站在那儿，风衣裹紧肩膀，却仍挡不住那股从地底爬上来似的寒意。
手表显示23:47。十三分钟。末班107路，就快来了。
我从不坐这趟车。它像一条被遗忘的血管，在城市深夜的暗处缓缓蠕动。平日里，我有车，有同事顺路，哪怕打车也从不缺选择。可今晚不同。项目结案，我熬到凌晨，地铁早已收班，打车软件反复刷新，屏幕上只冷冷写着：“附近无车”。我站在写字楼阴影下，像被世界遗弃的孤魂。
107路，是唯一的出路。
可它也是传说中的“鬼线”。
公司里有个老行政，总在茶水间压低声音讲：这趟车，夜里常载不该载的人。有人说上车时明明有五个乘客，下车时只剩三个；有人说司机中途换了脸，却没人察觉；更有人下车后，发现自己站在十年前住过的老屋门前，母亲还在阳台上晾衣服，可母亲早在五年前就去世了。
我向来嗤之以鼻。我是林晚，心理学硕士，论文写的是“群体性幻觉的成因与认知错觉的边界”。我信数据，信逻辑，信大脑如何被环境欺骗。鬼？那不过是人类对未知的投射，是恐惧的具象化。
可此刻，当那辆墨绿色的公交车从雨幕深处缓缓驶来时，我竟感到喉咙发紧。
它不像现代公交，更像从九十年代逃逸出来的遗物——车身斑驳，漆皮剥落，车灯昏黄如将熄的烛火。车牌上的“107”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仿佛随时会从金属上脱落。引擎声低沉而滞涩，像一头疲惫的老兽在喘息。
车门“嗤”地一声打开，仿佛从肺里吐出一口冷气。
“上车。”司机说。
声音干涩，像是砂纸在磨一块生锈的铁。我没看清他的脸，只看见他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制服帽，帽檐下是一片阴影。他的手搭在车门控制杆上，指节泛白，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污垢。
我犹豫了一秒。理智告诉我，这种车不该上。可雨越下越大，寒意已渗进骨髓。我咬了咬牙，抬脚踏上台阶。
车内冷得异常。
暖气没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的霉味，混着某种说不清的腥气，像是湿透的布料在角落腐烂，又像有人在暗处烧纸。我环顾四周，心跳不自觉地加快。
车厢空荡。只有三个人。
前排，一个穿黑雨衣的女人，背影瘦削，头微微低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惨白如纸。她没打伞，雨衣却滴水未沾，仿佛从未在雨中走过。
中段，一个穿校服的男孩，约莫十五六岁，校服上别着某所重点中学的徽章。他歪着头，像是睡着了，书包滑落在地，拉链半开，露出一本练习册，纸页泛黄，边角卷曲，像是被水泡过又晾干。
最后一排，是个戴草帽的老头。草帽很旧，边缘发黑，帽檐压得极低，遮住了整张脸。他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我选了中间靠窗的位置坐下，离那男孩不远。车门关闭，引擎再次咳嗽着启动。窗外，雨幕如织，霓虹灯的光晕在玻璃上流淌，像血在缓慢爬行。
我掏出手机，想拍一张窗外的夜景。这是我习惯的动作——加班到深夜，总会拍一张城市灯火，发给闺蜜小满，附一句：“我又活过今天了。”
可当我举起手机，屏幕却突然黑了。
我皱眉，按下电源键。没反应。
再按。还是黑的。
我试了三次，五次，甚至长按重启。手机像死了一样，毫无动静。可就在上车前，它还有78%的电量。
“奇怪……”我低声说，声音在空荡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
就在这时，我听见——
一声笑。
极轻，极短，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愉悦。那笑声从后排传来，方向明确：草帽老头的位置。
我猛地回头。
老头依旧低着头，纹丝不动。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姿势规整得近乎诡异。草帽下的阴影浓重，我看不清他的表情，甚至不确定他有没有在呼吸。
可我确信，那笑声是他发出的。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我迅速转回身，强迫自己冷静。是幻听？是疲劳导致的听觉错觉？我告诉自己，这是典型的认知偏差——人在高压、疲惫、孤立的环境下，大脑会自行填补感官空白，制造出并不存在的声音或影像。
我深呼吸，试图平复心跳。
可就在这时，前排的黑雨衣女人突然动了。
她缓缓抬起头，手机屏幕的光照亮她的侧脸——没有五官。
不是模糊，不是阴影，而是整张脸像被抹平了一样，光滑得如同石膏模型。她缓缓转头，朝我看来。那“脸”上没有眼睛，却让我感到被死死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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