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有记忆开始，应该是一岁多吧！那时候虽然我已经不再穿屁股帘子了，但是胸前围着的憨水布却仍然在用，我小时候憨水真多呀！
我知道我是个勇敢的人，可能是家人给我取名字，就有个“勇”字的缘故吧！我记忆中的我第一次勇敢，就是我刚有记忆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到两岁，那是一个下午，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下地干活去了，把我一个人搁在木匠制作的摇摇椅子上睡觉，摇摇椅子是木制的，两头高，中间落地，像弯弯的船儿，弧形，小孩子放里面摇特别舒服。我就是被摇着睡着的。我醒来后，我见不到家人，惊恐万分，情急之下，我竟然自己从摇摇车爬出来了，接下来我在屋子里直打转，因为房门已经上锁，是农村里用的两块木板制作的门，两块儿门板一合，中间一把锁，锁住了。但是，两块儿门板之间还是有个不小的缝隙的。我试着往出爬，爬了几次，竟然爬出门了。我晃晃悠悠地跑到大人门干活的打麦场上，找到了我爷爷奶奶，爷爷奶奶，还有其他人都很惊愕。
我的第二次勇敢，是在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我奶奶决定要杀一只鸡，我们家养的，几乎是陪我长大的一只鸡，我叫它“九斤黄”，个儿特别大。
我现在都忘了“九斤黄”是公鸡还是母鸡了，它好像知道要杀它，拼命地跑呀！嘎嘎地叫，大人们一愁莫展，就是抓不住。当时的我只有大约五岁的年龄，我好想吃鸡，于是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抓住它。大人们抓不住鸡，都泄气了，各忙各的去了。
我跑进厨房，从米袋子里抓了一把米，撒在了地上，然后我躲了起来，躲在不远的地方，我知道需要耐心。我开始屏住呼吸，等。过了一会儿，“九斤黄”蹑着足，偷偷来了。从偷偷捉米吃，到拼命叨。我见时机成熟，猛然出击，我的手紧紧抓住“九斤黄”，牢牢抓住不松手。尽管“九斤黄”嘎嘎嘎嘎的拼命挣扎，还是被大人们杀掉了，成了我们全家人的美味儿。
孩提时候的我在村里出了名的“胆儿大”，就是因为我五岁智擒“九斤黄”的缘故。村东头的老毒物见了我爷爷奶奶就说：“你孙子搁过去呀！是个当土匪的料！”
我爷爷就拿扁担教训老毒物，老毒物就躲，东躲西闪，躲不了了，就把女儿花子挡在自己前面，说，花子，叫大爷，大爷。
花子就笑嘻嘻叫大爷。我爷爷心就软了，说了句：“花子真俊俏！”
爷爷就带着奶奶到打麦场干活去了。
那时的我虽然年龄不大，可我知道我们村里的一些情况，如，老毒物死了媳妇儿，带着女儿花子过活，我就知道。
老毒物五十多岁，秃头，两个眼珠鼓鼓的，像是要随时蹦出眼眶一样。我印象中的老毒物就是经常光个膀子，一条松松的粗布裤子，仿佛要掉，被腰部的一条带子系着。老毒物就是这个形象，时常提个簸箕，拿个小铁铲，在清晨里拾大粪，拾了在菜地里施肥；花子比我大两岁，长得好看，皮肤特别白皙，眼睛像会说话，偶尔眨巴眨巴。花子也勤快，爱提个篾筐割青草，喂她家的兔子。我一直称呼花子姐。我喜欢花子姐割青草时带上我。
一段时间，我们村和邻村的几对新人结婚，好热闹，大人们用一队自行车去接，响午之前接回来，放鞭炮，像人群中撒糖果，我喜欢这种场面，到处窜着鞭炮炸毁后的味道，人们在指指点点，点评“新大大”的容貌，有大人把掉了牙齿的孩子扯到“新大大”跟前，让“新大大”用手在孩子掉了牙齿的豁处摸摸，说这样就能很快地长出牙齿来……
我们家乡的人，都习惯把取回家的新娘子叫“新大大”，到现在仍然如此。那时候五岁多的我也很冲动，一心要取个“新大大”回家。
我悄悄地跟花子姐说了，我要取她作我的“新大大”。花子姐直摇头，说：
“你是个小娃子，流憨水的小娃子，憨水包！”
尽管我才五岁多，我不喜欢她叫我憨水包，因为那时候我胸前的憨水布已摘下。我清楚的记得，我在两岁时取下了屁股帘子，五岁多时摘下了憨水布，所以花子姐仍然叫我憨水包，冤枉了我，伤我自尊。我决定了要武力解决这事儿。
别看花子姐比我大两岁，那年她七岁，我五岁多，其实她大我不足两岁，我的力气不比她小。一次她带着我割青草，割累了，我们在村里打麦场上麦堆子边休息，她一屁股坐在一片麦杆上，我见四下无人，觉得机会来了，冷不丁把花子姐扑倒在麦杆上，我把扑“九斤黄”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把她死死的压在身下。那次以后，我觉得我成功了，我取了花子姐做我的“新大大”。
可以说从那时候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花子姐就是我的“新大大”，我最亲的人，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其间，发生了那么惨烈，让人悲催的事儿，岁月蹉跎，我都没有改变过。去年，花子姐走了，竟然是那种方式，花子姐是去享福了，从此再不会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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