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自严被抓后，朝堂上下议论纷纷。
几位大臣私下商议，一位老臣忧心忡忡地说：“毕尚书一心为国，赋税之事非其一人之过，陛下此举怕是寒了众臣之心。”
另一位大臣无奈地摇头：“陛下急于求成，如今只论钱粮，恐日后地方治理堪忧。”
他们决定一同进宫面圣，为毕自严求情。见到崇祯帝，老臣率先开口：“陛下，毕自严在户部多有建树，赋税征收不力实乃时势所迫，望陛下开恩。”
崇祯帝脸色一沉：“朕亦知毕卿有功，然赋税关乎国运，今赋税不足，军饷难筹，朕如何能宽宥？”
大臣们还欲再言，崇祯帝却挥袖而去，只留下众臣在原地叹息。
朝廷大臣们纷纷上疏营救毕自严，他们深知毕自严在户部的工作并非毫无建树，赋税征收不力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绝非他一人之过。
彼时的财政困境，乃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天灾人祸的频繁侵袭，使得百姓的生产生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农业收成锐减，商业活动停滞，赋税来源自然随之枯竭；
政治腐败现象在官场中肆意蔓延，官员们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大量的赋税在征收过程中被截留挪用，根本无法足额进入国库；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与僵化，长期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制约了商业的繁荣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单一的农业赋税，而农业生产又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土地兼并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
然而，崇祯帝对大臣们的营救请求置若罔闻，反而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自此以后，官员的考选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唯钱粮征收的多寡成为了评判官员优劣的唯一尺度，而地方治理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民生的安抚与改善、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文化教育的推广与普及等，则被彻底忽视。
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官员们纷纷将精力集中于赋税的催收与上缴，而对百姓的疾苦与诉求则变得冷漠无情。
在赋税征收的巨大压力之下，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
一些官员选择了最直接却也最残忍的方式，他们变本加厉地对百姓进行搜刮掠夺，不断增加赋税的种类与额度，将沉重的负担无情地压在百姓的肩头。
百姓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生活陷入了绝境。而另一些官员则走上了弄虚作假的道路，他们通过虚报赋税征收数字、挪用其他财政款项来拼凑出看似足额的赋税数额，以此来应付朝廷的考核与检查。
这种欺上瞒下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暂时蒙蔽朝廷的视线，营造出赋税征收顺利的假象，但从长远来看，却使得国家的财政状况愈发混乱不堪，犹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根基被逐渐侵蚀，摇摇欲坠。
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审视明末的赋税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源深深地扎植于整个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的土壤之中。
明朝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犹如一条沉重的枷锁，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活力。商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受到抑制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过于单一且脆弱，过度依赖农业赋税使得财政收入极易受到农业生产波动的影响。
而农业生产本身又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境，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犹如高悬在农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斩断他们的生计；
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或流民，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率不断下滑。
在政治体制层面，官场的腐败现象如同毒瘤一般疯狂蔓延，侵蚀着国家的政治肌体。官员们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权力寻租行为泛滥成灾。
在赋税征收的过程中，这一弊端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量的赋税被各级官员层层截留、中饱私囊，真正能够进入国库用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资金寥寥无几。
同时，明朝的财政管理理念与方法严重滞后，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等科学管理体系。
朝廷在财政支出方面毫无规划可言，完全是被动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军事开支上，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与高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军费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大量的资金被白白浪费在无效的军事行动与臃肿的军队编制之中。
在民生工程方面，由于财政资金的短缺，无法有效地开展诸如救灾赈济、水利设施建设、道路桥梁修缮等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项目，使得百姓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与改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不稳定因素不断累积。
崇祯帝试图通过强化赋税征收管理与官员考核机制来挽救国家的财政危机，其初衷固然值得肯定与同情。
然而，他的这些举措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修补与调整，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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