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封建社会时期，地方上的起义战争不断，新旧战争，创伤未复，瑶族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瑶人被迫起义反抗，起义被镇压，部分瑶民为了生存被迫受招抚，接受封建王朝编籍入户册管理，迁下山定居平地而谓之平地瑶。
一部分瑶民，择居仁里，定居平地，创基立业，逐步加入封建政府户籍，封建王朝认为这部分瑶民安分厚道，称之为“良瑶”、“粮瑶”、“抚瑶”、“平地瑶”。
山瑶虽然与汉人不和睦，但毕竟有些买卖要下山，都是平地瑶打交道。同为瑶人，彼此沟通也顺畅。
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之后，为防止反复，一般本地土司都被迁走他地任官职。管理瑶人便由官府接手，但因蛮夷难管，汉人不愿意和山瑶打交道，官府的官员也不通瑶人习俗，很多纠纷也无法审理。
正好大清朝廷又要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保甲制度，官府一般由平地瑶中推选产生保长，来管理沟通山瑶。
山瑶不论人数多寡，按照一寨一甲设定。下山交易聚集区的平地瑶就为保长，则名义上管辖这片山瑶。
虽然这种应付式的管理，都在糊弄朝廷。
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这种管理方法，反正蛮夷不纳税，不服徭役，只要蛮夷不造反，就是当地县官的政绩。
但若官府上山撸蛮夷人头来服徭役，难免一语不睦就拔刀相向，演绎成官逼民反的桥段，那即使朝廷派兵镇压后，当地县官的官帽子多半是保不住了。
虽然大清自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税赋制度以来，赋税与人口也就没关系了。但蛮夷自古一向戒备汉人和朝廷，瞒报人口已成习惯。
蛮夷到底多少人，没有个统计，只有改土归流时候有个底册，然后隔几年让平地瑶保长大致报个数据。
防城县要是想让蛮夷躬身配合撸人头下山充当团练，约摸没个八九百的兵力上山也无法做到。
师爷崔永禄说：“为今之计，只有压迫平地瑶保长，让其去交涉山瑶，引山瑶人头下山。若平地瑶办不成，便详细丈量其开辟的田地，让其补上历年税赋，总不成平地瑶还能再上十万大山化为山瑶来逃避。”
“平地瑶虽下山已久，但开辟耕地都系梯田，产量不高，生活困苦，团练钱粮负担估计支撑不起。”
“山瑶刀耕火种，打猎为生，手中自有武器，也不宜加强其武装，武器一项则由山瑶自带，任其横刀或者弓箭，还是竹矛，因陋就简。汉人士绅不出人头的，可勒令出银两，团练需统一服装，山瑶和壮人至少每人一件印字短襟标记身份。”
清朝的师爷负责办理司法诉讼事务，包括命案、奸情、斗殴、偷盗等各类刑事案件的查勘、集审、听讼、拟刑等，“非官而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死，为善易，为恶亦易”。
所以说别看没有品级的师爷，大多数都是人才、人精。
李九章从老家带来的师爷、长随个个都有绍兴人的精明。要论出起主意来，有时候李九章根本不如他们老道奸猾。
师爷崔永禄这一发言，把前前后后，平地瑶、山瑶，包括汉人乡绅都算计进去了。
既然被李九章叫来议事，加之私下关系极好，周玉岫也不能打花枪，想脱掉责任让李九章一个人扛。所以，他考虑考虑，也出了主意。
周玉岫说：“山瑶向来是看不起平地瑶也离不了平地瑶，也不能让平地瑶空手上山，不然，平地瑶也制约不了山瑶。”
“山瑶隐瞒人口说明还是怕被官府登记人口，他怕什么我们弄什么。让平地瑶上山登记人口，让他们去和山瑶讨价还价，只要把人带下山就好。”
李九章思考了一下说：“这个登记蛮夷人口的数量还要控制，要是一下登记多了，户部那边问下来，总不成解释前任、前前任没有登记，岂不是恶了他们。”
“回过头来，他们再拿蛮夷组织团练的事再来恶了我们，就不好了。”
周玉岫又出主意说：“等团练成立，汉人的团练放在县东巡逻操练，县东都是汉人居住区域，山瑶巡逻操练容易和汉人发生矛盾。”
“山瑶团练放在江平江以西没人的地方巡逻，这样，即使上面下来查看，西边的团练来不及召集，他们也看不到山瑶。”
“壮人就放在最西边，沿着北仑河一带到东兴配合巡检司巡逻。若上面来人执意要看，也能召集，都有带字的短襟统一穿着，也不算是作假。”
“江平江以西都是撂荒的坡地居多，只有一些平地瑶，让山瑶在那边折腾也不怕出什么事，县府也落个眼不见心不烦。”
周玉岫这个主意把前前后后都想到了，也是蛮周全的，顺便也给自己巡检司谋了个私，让未来的壮族团练给巡检司打下手。
“周大人此计甚妙。”李九章哈哈大笑，集众人智慧，难题也有了化解思路。
“好好过个年，年一过，崔师爷就召集瑶人和壮人保长开会，争取二月二团练能成，我也好复信给提督大人。”
大家伙儿商议一番，便把在蛮夷中抽人筹建团练的事情给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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