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袁崇焕这个地位，处置起来已经不是单单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族的问题了。在他们的身后，乃是一整个圈子，处理这样一个人，就等于是要对这一整个圈子下手。如果不是到生死关头，朱由检也不会做这么粗暴的选择。
毕竟再怎么说，袁崇焕此时的地位还不及当初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既然他都可以容忍魏忠贤生存下去，现在还算不得权宦的袁崇焕，自然也不值得他去下手。
当初高攀龙、左光斗等东林党人试图清洗朝中一切非东林党人的势力，结果硬生生的『逼』出了一个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而这些阉党的反击，虽然沉重的打击了江南士绅在朝中的代表，但却也造成了朝野对立，整个南方士绅阶层对于朝廷的离心离德。
在崇祯登基之初，北京的政令在长江以南地区已经很难落实下去了，甚至于都出现了地方士绅煽动民众围攻锦衣卫和税监的事件，从而导致缇骑不敢远离京城百里之外去执行公务。缇骑是什么？这是皇权的代表。
地方士绅聚众拦截缇骑，而地方官员居然采取默认的姿态，这也就表明原本和朝廷一体两面的皇权正被文官集团剥离出公权力，大明的统治阶层正处于内部激烈斗争的状态。在此种状态之下，大明好像是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一个脑袋向西，另一个脑袋必然向东，在这种政治内耗中，国家还有什么精力去对付外敌和突发的天灾？
虽然魏忠贤以武力强行压服了持有异议的反对派，但是这种粗暴的手段后遗症是相当大的。否则也不至于崇祯刚一登基，魏忠贤的党羽们就纷纷抛弃了他，让崇祯轻而易举的便夺回了政权，将之流放到了凤阳去。
只要是个政治人物都知道，想要办点什么事都要集权，但也有许多人并不明白集权究竟集的是什么权力。并不是你坐上皇帝的位置，发布几条命令，权力就能归拢到你的手中的。
说到底，所谓权力乃是指左右人心的力量，而不是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官职。所谓集权，终究是让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他人手中，从而让人们所愿意跟随的领袖对他们发号施令。
所以权力的集中，就好比是一个金字塔，最下一层的是底层民众，中间是官僚和民意领袖，最上一层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统治者的权力并非无中生有，他必须依靠这些官僚和民意领袖才能影响和支配最底层的民众。
国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更能代表底层民众的官僚和民意领袖上升，从而淘汰那些被民众所抛弃的官僚和民意领袖。改良主义则试图让民众重新信赖被他们所抛弃的官僚和民意领袖，从而维持住旧有的统治结构。
所以改革常常会变成一场暴力革命，因为旧有的统治者并不甘心这么轻易的让出自己的位置。而改良主义虽然能够延缓一个王朝的寿命，最终却必然会导致失败，因为人民终究会发现，所谓改良主义不过是一块裹着蜜糖的毒『药』，统治者始终没打算作出真正的让步。
朱由检想走的自然是一条改革之路，而不是延缓统治的改良主义。只不过今日大明的新生政治力量还太过弱小，还不足以单独支撑起对于这个国家统治的责任。在这样的局面下，拉拢团结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士绅地主，以对抗那些顽固的大地主大士绅，也就成为了朱由检必须要使用的政治手段。
而袁崇焕所代表的，事实上正是大明大多数中小地主出身的官僚。他们不是文震孟和刘宗周，身后有着家族和先辈门生故旧的照拂吹捧，因此还没有科举入仕，已经成为了天下闻名的文宗名流。
对于文震孟和刘宗周这类大地主大士绅的代表人物来说，一生的道路早就被安排好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是把家族名望传承下去，而不是去同底层平民打什么交道，做什么实际事务。
他们同样也不是夏允彝这类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敢于背叛自己出身阶层的人物，他们只是一群非常现实的政治投机者而已。
袁崇焕可以在魏忠贤得势时向阉党示好，也能在魏忠贤倒台后迅速转回东林党人的立场，这种左右逢源的本事，无疑就是说明了此人信奉的只有权力而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像袁崇焕这样的人物，在大明官场中实在是太寻常了，只不过袁崇焕的运气比较好，才能浮现出来而已。
处置这样一个人物，其实是于事无补，在目前大明的官场环境下，还会有后继者不断涌现出来。而且，在目前柳敬亭为其擦了屁股的状况下，至少明面上袁崇焕并没有什么大的罪名给崇祯下手。
有着蒙古诸那颜的证词，衮楚克台吉勾结满人试图背叛大明的罪证已经确凿，袁崇焕上报的公文也是四平八稳，光从这些证词和公文的内容来看，就算是崇祯也只能认为袁崇焕当时的处置是属于当机立断，而不是伪造上谕滥杀大将。
至于锦衣卫的报告，显然是不能够公开的。公开之后，对于朝廷威信的杀伤力，可比处置一个袁崇焕要大的多了。而若是不宣布罪名就处置一方封疆大臣，那么只会把那些中立派官员都推向反对改革的守旧派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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