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今上即位时对亲王弟弟们的赏赐，恨不能把个国库掏空了以证自己亲亲之心， 但赏赐毕竟有限，章制才是根本。
“假先帝不改，皇上也不改，捉襟而肘见了，陛下的子孙再做这件事时，一句‘祖制不得更改’，岂不是使皇上处于两难的境地？”
永乐一笑。虽然他当年对郁新的大减亲王禄米之制也不满，但今天，站在皇帝的视角 看，太有必要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享祚绵远，才有亲王的长久受益。他静下心， 继续听原吉的探究。
“继太祖之后，皇上也是建法立制之人，势不容辞，故臣想多说几句。陛下即位以来， 筹建北京，两京供应，河海转运，所需远远大于过去；此外，臣之巡视、采访及治水、治 蝗，和州县官吏接触不少，深感各衙门人浮于事，积弊甚多，有这么几个法子陛下看是否 合适。第一就是裁冗员。大明开国数十年来，国力日强，人丁兴旺，然各部院及地方衙门 都出现了挂名闲差和许多没有多少事可做的书办、杂役，任其所为，靡费无算。所以需归 拢事务，裁撤冗员。以每个衙门减十人算，全国一到四品的官衙也有百十个，就会少了上 千个吃闲饭的人。以每人每月一石俸米算，朝廷每月就会少支出一千多石，而这一千多石 是三十个六口之家半年的粮食，能养活一千个军士一个月。这一千多人若是去种地，每年 增个几千石不成问题。何况，五品以下的衙门还有不少呢？”
永乐满意地看着夏原吉，微微颔首。他在北平时，和当地三司的官员接触不少，但对衙门内部的人和事不甚了了，经夏原吉一提醒，还真觉事不小，官养之硕鼠也！
“第二是严盐法。国初以来，分别在广东、海北、四川、云南等产盐之地设立了七处 盐课提举司，专营食盐，洪武中期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一亿斤左右，至洪武末 已不足二十五万引。原因是权贵之家参与图利，唆使子弟偷运私盐，既坏国法，又使国家 蒙受巨额损失。臣以为，此事关系国家收入和边防安危，执法要严，无论公侯勋戚，有犯者一律逮治。就像太祖时痛杀驸马欧阳伦，杀一儆百，毫不留情。”
夏原吉发狠的劲头永乐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个说话都不高声的人，说起杀人，说起惩治私盐贩，竟毫不手软，大出他的意料。他忽然想，假如把夏原吉放到刑部，也一定是个执法必严的得力之人。他挪了挪身子继续听着。 “第三是衡钱钞。太祖时，初置宝源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制钱，洪武七年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 五贯为一锭，禁民间金银易货交易。三十年来，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至洪武末两广 之民有以钱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其值约比洪武初少了七八成，臣在治水时已看到小民重 钱轻钞的事实。故臣以为，一则承认宝钞一贯只值铜钱百余文的事实。二则千方百计，大 量回收宝钞。先是准许官民百姓以旧钞易新钞；其次是盐官可纳钞支盐，百姓军民纳钞购 盐。天下人民约一千多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月食盐一斤者纳钞一贯，每年可回收宝钞 五千余万锭。再次是把官府所存积薪、竹木卖到市上，又可回收大量宝钞。四则宗室带头 使用宝钞。亲王以下应与衙门官员一样，禄米皆改支钞或米钞兼半……”
夏原吉一门心思宏发议论，话题又扯到宗室上，生怕皇上生出什么想法，赶忙打住。 见皇帝没有反应，才又接着说，“五则不能无限造钞，每年流入官民手中的新钞不应多于 收回的三之一。第四是清仓场。或一时或一事，多年来，朝廷已不知在各地设了多少仓场， 或储粮，或储木，或储柴，臣这次也见了几处，连那千年的巨木都有朽的时候，何况其他。 臣以为，这些仓场能用的要用起来，或归地方或归卫所，弃之不用的要彻底清理，也是一 笔不小的收入。第五是广屯种。古言，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农耕、 军屯、商屯一齐上，适时耕种，百姓大安而府库充盈。此事臣已和兵部尚书金忠达成初识， 待思绪完善后，再和陛下共议。第六是平赋役。太祖时所定田赋，官田亩税五升余，民田 减二升，惟苏、松、嘉、湖四府，因怒其当年为张士诚死守，田赋加倍，亩税有二三石者， 后来虽有减少，但苏州一府秋税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石，几乎和浙江通省相等。贾谊言，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臣以为，浙西虽膏腴之地，但连年遭灾，皇恩浩 荡，所免逋赋已数百万石，外加赈济早过了一千万石，不如平其赋税，稍高于别地即可。 至于役法，田一顷出丁一人，农闲时赴京供役三十日，想法好但不实用。路途遥远者来京 一次也要数月，岂不误了农时。所以，臣以为应就近供役或以钞代役，供役者超过三十日 则免其赋税或折抵明年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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