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石川招供之后，李鸿章并没有第一时间对外声张，也没有及时向朝廷汇报实情。
可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美国驻华公使田复礼就给总理衙门去了封照会：
“尊敬的大清帝国，如贵国当真是抓到了日本奸细，请一定调查清楚后，再行发落，国际上有关类似的间谍案件，时常都会出现差错。
如果贵国办了冤假错案，那以后一定会追悔莫及。
即便，真的是抓到了日本人改装易服的间谍，贵国只需把他驱逐出境就行了，为了国际友好，根本不必深究。”
讲话很隐晦，目的很明确。
关于这个“太平洋警察”的事，说起来，也颇为滑稽。
自甲午战衅开始，清国和日本纷纷请美国作为居间调解人，保护各自在对方境内的侨民安全，可是，美国这个中间人，却做的不是很称职，他从没有把一碗水端平过，自一开始，就明显的偏袒日本。
重庆号事发后，美国驻天津领事曾致函质问李鸿章：
“敢问中堂大人，塘沽兵丁登上重庆号寻衅滋事，是否贵国的官兵，乐于行此事？
贵国政府现应立即赔偿日本领事夫人丢失的钱物，以挽回在国际上的声誉。”
没曾想到，李鸿章仅仅看了一眼，便直接把函件扔到一旁，让盛宣怀起书，一口回绝了美国领事：
“尊敬的领事大人，目前，重庆号事件正在调查之中，一旦查明，本国自会按照法律办理，如尚未结案，美国就要求我们赔偿日本领事的损失，恕我们不能同意。
况且，日本打沉了高升号，死了那么多押送军械的官兵，抢走了那么多的财物，也没见贵国站出来，讲过一句公道话。
既然高升号沉没发生在重庆号事件之前，那日本应该先赔偿了高升号的损失，再跟我们来谈重庆号的事。”
这美国领事也是个审时度势的专家，他一见这高升号事件，是牵扯了清日英三国，里面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也就没再跟着往里掺和。
虽然对美国的干涉，李鸿章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但关于石川日谍一案，他却始终对朝廷遮遮掩掩。
当石川等人都落网了十余天，李鸿章却还没有向朝廷奏报这起间谍案，率先把此案揭发出来的，还是史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
八月中旬，余联沅向光绪奏称：
“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击火药局，并供出京城内的奸细，亦不少。”
一天之后，军机处就致电李鸿章，询问此事真否？
一看这外界的传闻越来越邪乎，连用炸药轰击火药局的流言都了传出来，见势态越发不妙，李鸿章生怕官场上越说越离谱，他赶紧复电辟谣：
“臣确实是逮捕了一名叫石川的日本间谍，目前此案还在审理当中，如有实据，一定严办。”
这句话，疑点重重，什么叫“还在审理，如有实据”，就这两句，不已经是在糊弄朝廷，欺瞒圣上吗？
位极人臣的他，在官场上号称八面玲珑，可对于此事，他却犯下了天下之大不韪，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几天后，礼部侍郎志锐的呈报奏折，一语便道破了天机。
原来啊，这刘棻的上司，天津军械局总办候补道员张士珩，竟然是李鸿章的亲外甥。
坊间有不少传言，张士珩和许多北洋大员都与石川一案有千丝万缕的瓜葛，朝中清流立马紧紧抓住了这根小辫，他们借此大加抨击李鸿章，甚至称他为通敌之秦桧，建议朝廷立即另简知兵之大臣，以统其师。
这样一闹，朝廷不得不重视起石川一案，光绪也亲自降旨，责成李鸿章彻查此事。
拖拖延延，又过了半月，李鸿章才向军机处报告了石川伍一案的审理结果：
“据倭谍石川供述，他改装多年，平日里都是乔装躲身在松昌洋行，领事走后，租界便不能再住，所以便托小役之王大富，代觅其亲戚刘姓家中暂住，现已将涉案书吏刘棻革职查办，小役王大富捉拿归案，严饬县衙再三审讯，均供，无传播军情等要事……”
但凡一对比主犯们的供词，就不难看出，李鸿章给朝廷的这份报告中，所叙案情与事实多有不符。
石川明明是在日本领事撤走之前，突然剃发改装，假扮成清国人的，怎么就成了“改装多年”呢？
石川也已招认曾向刘棻刺探过几次军情，但李鸿章却称“无传播军情要事”。
看得出来，李鸿章这是想把日谍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朝廷这次，并没有买他的账，光绪在给李鸿章的回折中讲道：
“李鸿章，这件事儿，你最好亲自督办，严刑审讯，如果揪出了探听军情等确凿实据，你就即行正法。
朕告诉你，现在朝廷中，已经有不少言官在奏报你有意隐瞒一事，朕劝你一句，就算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也最好不要再宽纵奸细，否则，朕也只好公事公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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