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时期，也曾广泛认为鱼肉“营养不良”，多吃无益。
在莎翁的名着《亨利四世》中就有：
“这种不苟言笑的孩子从来不会有什么出息……他们平常吃的无非是些鱼类，所以他们都害着一种贫血症。”
直到后世，英国的人均鱼肉摄入量仍远远低于小本子。
东南部宽阔平原的肥沃耕地与温带海洋性气候吹拂过的优良牧场，都为英国本土的畜牧养殖提供了充足的余地，也给英国人的餐桌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不过，食物的选择很多时候并不来自于个人口味，过去的时间里，地理与宗教为人们做出过选择。
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技发展与社会形态演变交织出的路径，又将人们的口味选择带往新的方向。
比如18世纪拖船渔网的发明，使得英国海上大捕捞的渔业产量飙升，鱼类这种廉价的食材首先喂饱了沿海地区民众的肚子。
到了19世纪英国铁路发展狂飙猛进的时代，铁皮蒸汽车穿过英格兰的宁静乡间，将新鲜鱼肉运输到全国范围，尤其是人口爆发式增长的新兴城市，那里有数以万计被工业化浪潮冲击着进入工厂的劳工阶级。
对他们来说，新鲜又便宜的鱼肉是其补充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或者说，是铁路开启的新纪元、城市和人口的博弈为他们做出的选择。
但是从“鱼”到“炸鱼”的选择，其实来自于另一拨人。
英国传统的鱼肉烹调法无外乎“煮、烤、煎、炸”，其中着名的黑暗料理“仰望星空派”即是将数条整鱼露出头部，尾部排成一圈塞进馅饼里烘烤。
而将去掉头尾的整块鱼排以面粉裹入、继而油炸的方式，来自于英国以外的犹太人。
20世纪开始的几年，东欧的犹太移民为了避免迫害来到英国。
投奔异国他乡的过程中，财物也许遗失，但吃惯的食物味道却一有机会就要寻回：腌黄瓜、甜菜根、鲱鱼、熏鲑鱼——以及炸鱼。
炸鱼是犹太人的传统食物，在不能做饭的安息日，周五中午提前做好便于保存的炸鱼是犹太人的习俗。
最初的炸鱼做法是在鱼身裹上面包糠，以后逐渐开始用蘸了苏打、啤酒或者“家族秘方”的面糊取代，这样的制作相对简易，并且鱼肉得以保持完整。
那么炸鱼是如何从最初简陋的移民餐，变成英国名声最响亮的国民美食？
这就绕不过炸鱼的“伴侣”——薯条了。
无独有偶，薯条的原材料——土豆，从1539年被西班牙人在秘鲁发现并带回欧洲，到战胜面包和燕麦成为英国人的主食，也差不多花了两三百年。
正如鱼类在18、19世纪日益上升的捕捞量和所提供的优质蛋白养活了膨胀的人口，土豆这种茄科植物在英格兰岛上大规模种植成功，并且同样能以较多的热量支撑更多人口的生存。
尤其在18世纪中叶欧洲小冰期，传统作物产量萎缩时，土豆依然一枝独秀地扛起了喂饱人类的大旗。
难怪恩格斯也对土豆饱含赞美，称其“对于工业隔命的重要性如同铁一样”。
今天的英国已是土豆产销大国，一年产销土豆达到250万吨，其中四分之一的形式是以薯条的方式被消耗享用掉的。
历史上是哪位天才发明了薯条这种风靡全球的小食已无从得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同样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同样是工业隔命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田地开始在工厂干活，由此也逐渐养成在家以外的地方完成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
一天14小时、一周6天的流水线高强度工作，工人们急切需要方便快捷、高热量的食物来维持体力，高产高热量又物美价廉的土豆无疑是最合适的粮食。
依据英国BBC公司的统计，在1881年，英国每周人均土豆消耗量是6公斤。
可以想象，城市的工厂工人在烹饪工具、燃料和时间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会涌向工厂门口或街边的临时摊位，那里已经摆出了简易制作的土豆制品，要么煮、要么烤、要么烘。工业隔命重塑了英国人的餐桌。
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油炸方式烹饪土豆条的摊位，在大街小巷的外带食品中胜出。
也许是油炸的食物更能带来舌尖的满足感，同时维持更长时间的热量供给。
按照英国牛津英语辞典的记载，“薯条（chips）”这一词最早出现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里：“将薯条入油、充分炸透。”
不过炸鱼薯条里的薯条算是英式薯条，与美式快餐里的薯条“French fries”略有不同：后者多是以冰冻的土豆去皮后由机器切成长短一致、更为细条的形状烹炸。
而炸鱼薯条里的chips则是将土豆洗净后不去皮而随意切成更为厚实的条形，土豆皮衣入油炸出的焦脆，对于英国人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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