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谢明华讲到这里，再次不自觉地唱起了那首
“日军的飞机编队轰炸和重炮的攻击一轮一轮的展开，但29军的弟兄们乃至军事训练团的学生们，在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的指挥，以必死之决心，以猛烈的炮火向日军射击顽强抵抗，火力始终没有减低。日军的战史中记录说，‘此战惨烈之极，白刃战肉搏战到处发生，我方伤亡数字不断增加。’南苑的战斗终于到了最后时刻，29军官兵的顽强阻击让日军依然无法前进一步，日军攻占南苑的战斗，陷入到了异乎寻常的苦战中。但29军的伤亡也已经很严重，副军长佟麟阁在战斗中被日军的枪弹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与日寇激战。这时他的卫队长双膝跪地，流着泪对他说，‘您受伤了，在这里指挥不了战斗，让我背您到后面去吧！’副军长佟麟阁依旧不肯，他说，‘这点伤不算什么！日军在疯狂进攻，这个时候我如果退到后面去，性命可能是保住了，可士兵们会怎样想？这不是逃跑躲避吗？！’就这样他留在阵地上指挥官兵作战，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敌人飞机再次来袭，佟麟阁头部被弹片击中，受伤极重，最后因流血过多而壮烈殉国，十年45岁。”讲到这里，谢明华沉默了足有一分钟，他是在缅怀抗日战争中第一位殉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37年7月28日中午时分。风停了，雨住了，天空飘着几朵铅色的云，此时132师师长赵登禹接到了军长宋哲元的命令，放弃南苑，率部向北平撤退；与此同时，他还接到了副军长他所敬重的老上级佟麟阁将军阵亡的噩耗，赵登禹强忍心中的悲痛与满腔的愤怒，他命令部队有序撤离南苑。南苑的29军包括132师、38师、骑兵师的部分骑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番号庞杂互不统属，但在撤离的过程有序高效迅捷，没有让围攻的日军占到便宜。赵登禹的座车经过现在的京南大红门一带时，却遭到了日军的埋伏。赵登禹撤退的消息，被宋哲元身边的一名参谋周思静透漏给了日本人，日军于是提前做出安排，在赵登禹撤退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就是周思静这个汉奸，在赵将军登车撤退的时候还给日本人打了一个电话，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还有一个着名的汉奸叫潘毓桂，这个更大的汉奸在‘七七事变’中屡次将向日寇出卖29军的作战计划。这个大汉奸当时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在参加完宋哲元的军事会议后转头就将消息传给了日本人，因为他的出卖，直接导致了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的牺牲！这个够汉奸已经无耻到了极点，在被审判时他穿着的像个大学教授，侃侃而谈为自己辩护。通州当时的冀东自治政府主席叫殷汝耕，那是和潘毓桂不相上下的两个大汉奸。
“午后12点40分左右，日军埋伏部队发现了29军的撤退部队，其中骑兵在前，队伍中有三辆汽车，两辆卡车一前一后，中间是一辆轿车。在距离有三百米时，日军机枪开火了。大红门天罗庄的这段公路两旁是齐腰高的玉米地，正前方、左前方有处小山包儿，日军的机枪部队预先就埋伏在了那里，29军的撤退部队无险可守，猝不及防，在这种情况下伤亡惨重，队形陷入混乱。但是三辆汽车反应迅速，不但没有畏缩退却，相反却组成品字形，轿车在中间，卡车在两边，开足马力边射击边向前猛冲，意欲突破日军防线冲入日军阵地，这正是在轿车中的赵登禹将军亲自指挥卫队的反击！但日军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已经在这处小山包上埋伏的重兵及强队，三辆没有装甲的普通车辆怎么能禁得住枪林弹雨地密集射击，或因为司机中弹，或因为为死亡马匹所阻，或因为轮胎被打破，很快便歪在一旁不动了。而被伏击的29军官兵失去了指挥，遭到日军近乎屠杀般的攻击.
“坐在轿车中的赵登禹将军，在临终前流着泪对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将军年仅39岁，长子赵学武四岁，长女赵学芬两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中。今天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着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年十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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