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州的少数民族，习惯上统称为僚人，是百越人的一个主要分支，包括壮族傣族也包括越南人的主要民族京族，古代中国对南方少数民族称为蛮人，又分为生蛮和熟蛮，生的就是在大山深处不受官府管辖自生自灭的那种，熟蛮则是和汉族有贸易往来，名义上接受官府领导的那一些部落。
这一次被刘骏招安的僚人自然是属于熟蛮，前前后后有三百多万人加入了下山的行列，为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提供了有力的人口保障，也为自家换来了温饱，不要小看温饱，我们建国六十年后才基本实现全民温饱，这还是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那么一穷二白的山民在古代实现温饱，那也算是奇迹了，所以对刘骏的感激那是不在话下。
可是呢，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从中获得好处的就有觉得利益被损害的，而对此怨念颇重的则是生僚的头人们，他们本来在深山里不服王化，也算自得其乐，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现在熟僚的人下山归附了，只一年就基本吃饱饭了，不需要攀山越岭冒着摔死的风险采药，也不需要冒着被吃掉的危险和老虎狗熊之类猛兽搏命，和以前的生活相比一天一地，这样子，生僚的属民们自然是满腹怨怼，表面上不说，内心里也是极为羡慕那些下山的老表们，这种舆论倾向对头人们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头人们不免慌张起来，再这样下去，部民们都会离自家而去，那自家还怎么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呀，不行这种趋势必须阻止，在属民们觉悟之前，要采取断然措施，就这样几大部族头领秘密碰头，结成联盟，一面要控制舆论，把所有和熟僚们有来往的人民控制住，不让他们宣传老表们的幸福生活，如果不听话就杀掉，另一方面积极联络林邑的统治者范家，厉兵秣马，准备对外开战，马克思说过，对外战争是转移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基本上欧美诸国的每一次对外战争都是如此，比如大航海，比如两次世界大战。
于是乎，在第三年的秋天，生僚的大头领侬一刀发动了叛乱，他们没有直接对官府动手，官府在山外，要想出山来打显然会丧失战略优势，和送死区别不大，于是吃柿子捡软的捏，他们就挑了一个自以为软的柿子，对熟僚的一个大头领冼氏家族，发动了突袭，侬家在广西越南一代拥众二十几万户，加上各种附庸部落，自称拥众百万，而冼家也是拥众十几万户的大家族，实力不俗，更主要的是，因为积极配合官府的政策，从中获利不少，在广南拥有稻田十几万顷，甘蔗林不计其数（原始森林一样的东西没办法丈量），只一年就富得流油了存粮无数，盐巴和茶砖那也是车载斗量，太有钱了，由不得侬家不嫉妒，所以这一次动手更多的是为了粮食和物资，倒是没有揭竿而起的打算，但是，千算万算，漏算了一点，冼家的物资根本没有存在寨子里，而是集中在山外的几十个新村落里，山里的寨子更多是为了祭祖和战争防御，所以，侬家费了好大劲打下了几个山寨，死伤数百人，结果只有几千斤粮食，和人命比起来那真的是一无所获，让侬一刀大失所望，也是大为愤怒，决定不惜一切扩大战争，要出山攻打冼家的田园了。
冼家的家主冼夫人（冼家历代家主都是女的，都叫冼夫人）大怒，一边积极备战，通知族人集中起来结寨自保，一方面飞报交州府，请求官府出面帮助御敌。
交州的实际负责人交趾郡太守檀和之（刺史是刘骏，驻广州）是檀道济的堂弟，勇武善战，也是南北朝着名的帅才，历史上元嘉二十一年他会是广州交州刺史，不过现在有刘骏截胡了，当然，刘骏更关心策略，对于属下的具体工作更多是垂拱而治，并没有对檀和之的治理指手划脚，而刘骏的执政策略也确实效果明显，仅仅两年就收服蛮族数百万，两广产粮大增，民间税收也增加很多，可以说是民富州强，檀和之也不得不佩服，自忖执政才能确实不如，再加上对方的皇子身份，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嫉妒之心，反而心悦诚服愿意跟着这位王爷建功立业。
对于生僚们的反叛，其实不管是刘骏还是檀和之都早有预料，官府掌控了交州，那些土蛮的利益自然受到损害，反叛是早晚的事情，只是不确定什么时候罢了，或早或晚，当然官府希望越晚越好，每推迟一分，官府的掌控就多一分，胜算就多一分，虽然说不管什么时候，僚人造反都必然会失败，但是刘骏不被皇帝支持，所以等着拿他把柄的人多得是，不能快速取得胜势，就会被有心人利用群体事件的理由搞下去，那就亏大发了。至于说为什么生僚三年后才造反，而不是一到任就搞，那是交通造成的，山路崎岖，走一趟就几个月，传递一个消息更是难上加难，所以等那些野心家搞明白状况再互相联络之后，两年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岭南的天气太热了，如果夏天举事，不用官兵来打，自己就晒冒泡了，直接中暑而死，白给官府送人头，傻透了才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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