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受攻也就算了，日本居然也趁火打劫。
皇太极面如死灰，心中油然生出大势已去之感。
代善看了萨哈璘的信，亦是半晌无语，良久问道:"日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横插一杠子？这可如何是好？"
皇太极低垂着头，一声也不言语。
北京，乾清宫西暖阁，常洛坐在火炉边向火，在他的右边下手坐着孙承宗。
孙承宗手里拿着一封信，这封信是孙传庭的奏疏。
在奏疏中，孙传庭说——
"因为前线军情紧急，又隔着重洋，来不及请示朝廷，自作主张与日本幕府将军德川秀忠达成协议，与他协同进攻朝鲜南部沿海。"
"在其中穿针引线的是一个福建商人，名叫李旦，此人手眼通天，不仅与日本幕府及各藩关系密切，而且与荷兰人过从甚密。"
"此人不仅促成了德川秀忠出兵金州，而且声称可以调停盘踞于澎湖岛上的荷兰人与福建地方的对峙。"
"荷兰人大型商船上通常配备两门红夷大炮，战船上则配备六至八门，战力极其强悍。如果能借助荷兰人的实力，屠灭建奴，亦不失为良策，建议朝廷予以考虑。"
孙承宗一字一句看完信，说道:"伯雅年轻，的确敢想敢干，但臣以为不可。"
常洛淡淡道:"秀忠要趁火打劫，传庭也管不着他。荷兰人船坚炮利，能为我所用，也是好的。"
孙承宗坚持己见:"倭人为害东南二百余年，是天朝一大患，生性言而不信，反复无常，伯雅是怎么跟倭酋说到一块去的？至于红毛夷，偏僻乖戾，不识礼仪，更不可信，以臣愚见，还是少沾染的好。"
对于孙承宗的反应，常洛并不感到意外。
毕竟明朝的士大夫始终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宽广，外面的局势有多么变幻莫测。
他们对日本的印象，还停留在朝鲜之役。
万历二十六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掌控了日本。
那时候，殖民者已来到亚洲。
最初进入日本的欧洲势力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后来进入日本的是英国、荷兰。
西、葡以传教为目的，为了传教而向日本提供制造铁炮所必需的原料和技术，其次才是为了传教。
英、荷对传教毫无兴趣，纯粹就是为了贸易。
德川家康很讨厌神神叨叨的南蛮人在日本国内发展基督徒。
认为基督徒忠于上帝而不忠于幕府将军，是十足的反贼，必须铲除之。
于是一面驱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面镇压基督徒。
荷兰人趁虚而入，企图取代葡萄牙人，从而垄断日本贸易。
万历二十八年，荷兰人派出船队，前往中国，谋求建立贸易关系。
当时，万历帝派驻广东的大税监李凤正强迫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加五倍的税，葡萄牙人坚决不肯就范。
荷兰人的出现增加了李凤的谈判筹码，李凤以准许贸易为条件，怂恿荷兰人前去攻打澳门。
葡萄牙人大惧，拿出五万两白银贿赂李凤，并且同意加税。
李凤吃得脑满肠肥，拿了银子就溜了，但死脑子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算是结下了梁子。
荷兰仗着船坚炮利，屡次拦截葡萄牙商船。
万历三十二年，荷兰殖民者韦麻郎带领两艘军舰来到澎湖群岛，不费吹灰之力占为己有。
并且在中国商人李锦的指引下，向福建驻守太监高寀行贿八万两白银，希望得到贸易机会。
然而福建地方官员与高寀素有仇隙，澎湖又是海防重地，时任福建巡抚徐学曾便派都司沈有容带兵前往澎湖，勒令荷兰人离去。
韦麻郎根本不鸟沈有容，福建水师孱弱不堪，根本打不过荷兰人。
徐学曾无可奈何，只得在福建禁海，禁止居民前往贸易，并且断绝荷兰人的粮食供应。
韦麻郎在澎湖吹了大半年海风，一两银子也没有赚到，骂骂咧咧走了。
泰昌二年，荷兰人想想还是拿下澳门的好，发动了对葡萄牙人的猛攻，被葡萄牙人打得大败。
于是，泰昌三年，荷兰人再次占领澎湖岛。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荷兰人不再干耗着，而是拦截过往中国商船和渔船，强迫他们给荷兰人在岛上建筑堡寨，进足以攻，退足以守，俨然海上一敌国。
福建巡抚南居益失陷封疆，怕得要死。
与荷兰人周旋了三四个月，始终无法将荷兰人劝退。
眼看纸包不住火了，泰昌三年十月，南居益才不得不向朝廷报告，请求朝廷调集沿海各省水师，围剿盘踞在澎湖岛上的红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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