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的丧期结束了，全国除孝。
五月初九日是新朝的第一次大朝会，常洛召集在京从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在文华殿议事。
当王安手执拂尘走上前来高声唱礼时，常洛摆摆手，说道:
"山呼万岁，朕就万岁了吗？笑话！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从今以后的朝会，无论大小，有事说事就好了，所有虚礼一律免了！谁有事，速速走来！"
毕自严第一个上前，拱手说道:"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臣开门却只有一件事——钱和粮。"
"陛下去年就召见臣，定下了全国核查天下人口数和田亩数的调子，可是大半年过去了，连北直一省的人口数和田亩数都无从核查起。"
"如果连人口数和田亩数都查不清楚，想要改善朝廷的财政状况，就完全是一句空话。臣为此忧心如焚，请陛下指示一条出路。"
北直尤其是京师，是功勋显贵、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富商巨贾最多的地方，自然也是人口隐匿和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地区。
明朝面临三个最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便是财政枯竭，第二个便是军事失利，第三个便是政治混乱，这三个问题互相纠缠在一起成了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
因为财政枯竭，所以无法长久支撑大型军事行动，反过来使财政困境进一步加深；
要改善财政状况，又必需依赖强有力的执政团队和官僚系统从帝国各处汲取财赋资源。
而明朝的执政团队和官僚系统，在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任皇帝长达百年的内斗之后，已残破朽坏不堪，不仅不能从地方汲取财赋供养整个帝国，反而成了寄生在帝国体内的大毒瘤。
北直是官僚系统最强势的地方，常洛选择首先在北直清查人口和田亩，所遇到的阻碍无疑是最大的。
这一块硬骨头如果能啃下来，别的省自然不在话下。
这一块硬骨头如果啃不下来，别的省自然有样学样。
毕自严的一席话说完了，本就寂静无声的朝堂之上更加死一般的沉寂。
常洛坐在高高的龙椅之上，大臣们的神态表情尽收眼底，他希望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对毕自严的话作出回应。
然而令他无比失望的是，所有的人都泥塑木雕般站着，仿佛这件事跟他们毫无关系。
常洛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果然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想要让既得利益集团吐出已经吃进肚子的肥肉，远比要他们的命难。
在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常洛终于说道:
"诸位爱卿，既然无人发言，那朕便来说几句老生常谈的话。如今国事艰难，第一大难处便是府库空虚。
要想充实府库，就得整顿税赋，要想整顿税赋，就得清查人口和田亩。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朕却不厌其烦说了无数遍。话不多说了，诸位爱卿就带个头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满堂文武大臣还是没有一个肯响应的。
常洛只好说道:"既然无人带头，那朕就把这个头带了。毕自严，那就先从朕的皇庄查起吧。"
皇庄之名始于明宪宗没入曹吉祥的田亩为宫中庄田，到武宗时期达到极盛的三万七千顷之多。
而勋贵、外戚、太监狐假虎威，借着皇庄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庄田，也随之达到了最猖獗的状态，汲及的田亩数竟然超过二十万顷。
大量老百姓被以各种名目剥夺田产，沦为佃农，社会矛盾尖锐，随即造成了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之乱。
嘉靖登基，意识到皇庄政策已经危及自身宝座，遂下决心清退皇庄庄田。
嘉靖任命都给事中夏言负责此事，清退皇庄二万顷以上。
而对于勋贵、外戚、太监的庄田清退受到重重阻挠，见效很慢，用了近三十年时间只清退了四万顷左右。
不过嘉靖对于清退庄田的态度，算是遏制住了勋戚兼并民田的势头，这是嘉靖一项了不起的德政。
张居正执政时期，始终致力于改善财政状况，对于土地兼并一直进行严厉的打击。
可是张居正死后三十年，在朱翊钧的坏榜样的带动下，不仅是北直隶，陕西、河南、山东、湖广、南直、浙江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失地农民与日俱增，
洪武时期爆发农民起义三十三起；
永乐时期十六起；
成化时期十起；
嘉靖时期十九起；
万历时期十二起；
到了天启和崇祯时期，人口暴涨，土地锐减，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则多如牛毛。
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最温顺的农民，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忍无可忍了，是不会举起义旗的。
可是一旦连最老实的人也发怒了，那么就彻底完了。
常洛太清楚接下来的几年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如果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不肯给饱受压榨的穷苦老百姓一点活路，反而施以更严酷的压榨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所能迎来的就只有彻底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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