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远航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深知，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正如二十年后，他领导中国经济时，遵循张天浩的策略，从港岛到东瀛，从美元到黄金，一路高歌猛进，最终狂赚200亿美元。他从来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人。在这个没有雄心壮志就难以成就大业的世界里，曾远航正谋划着一场宏大的变革。
在曾远航的推动下，一场中国副食品展览即将在莫斯科盛大开幕。华夏大使馆利用他带来的大量外汇，在莫斯科购置了一座紧邻大使馆的三层楼房，每层面积达一千平方米。他们紧急动员曾远航带来的工人，按照张天浩的设计图纸，开始了紧张的装修工作。
曾远航还动用了自己在苏联时期建立的人脉，通过军方的关系，联系到了在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的老朋友。他请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食品展撰写报道，进行宣传。尽管这次展会筹备得相当匆忙，展出的展台和产品数量并不丰富，且花费了不少外汇，大使馆内部对此有些争议，但曾远航坚信，展会一旦成功，将会为国家带来滚滚外汇。
张天浩的宏伟蓝图与曾远航的构想不谋而合。他们都知道，当时的人并非不敢做大事，只是受限于资金的匮乏。这次，张天浩从银行兑换了一千万卢布，让曾远航带到苏联。如果仅依赖山海关汽水厂自身的产量来积累资本，扩充产能，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张天浩不喜欢小打小闹，他要做就做大的。
他们计划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申请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并以未来生产的商品作为偿还。这正是所谓的“空手套白狼”。利用苏联的资金来完善自己国家的轻工业建设，为自己的发展铺平道路。
目前，在苏联，一瓶可乐的售价是60戈比，而山海关汽水厂的全部生产成本仅为三戈比。包括运输和仓储在内，每瓶的成本仅为5戈比，还有10戈比留给苏联零售渠道作为利润。这意味着，每瓶可乐可以为国家创造高达40戈比的直接外汇。
曾远航深知，一瓶可乐看似微不足道，但如果这个数字扩大到一千万瓶、一亿瓶、两亿瓶，甚至是五亿瓶呢？那将是一千万卢布、两千万卢布、五千万卢布的外汇收入。如今，全中国的外汇储备加起来也不及张天浩的轧钢厂所拥有的一千万卢布。
一千万卢布足以在苏联购买一条拖拉机生产线，两千万卢布可以购买一座中小型化工厂的全部设备。曾远航在翻阅张天浩提供的资料时，张天浩曾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一切都拜托你了，曾参赞。这条线成功了，那么对于我国不仅仅是挣外汇的渠道多了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一些新颖的改革引入苏联，这样会对我国的建设改革起到警示作用，而不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能不能两条腿走路，这份重担就要沉甸甸地压在你的肩膀上了。”
曾远航感受到了肩上的压力，但张天浩提供的资料也给了他信心。资料显示，在建国初期，联邦德国一个国家的可乐年消费量就突破了八千万瓶。1950年，联邦德国的可乐销量预计将突破一亿四千万瓶的大关，而现在的年销量已经达到了十亿瓶。
这个数据让曾远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他知道建设必须迅速，不能给西方留下任何机会。他宁愿少赚一些，也要提前占领市场。这是新年轧钢厂的第一个计划，也是张天浩亲自下场操作的。光是曾远航知道的，轧钢厂就新开了个千人车间专门生产生产线，并在全国范围内并购了所有的汽水厂，仅在东北就组建了五个新工厂，食品研究所更是扩大到了一个千人研究所的规模。
同时，王主任还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未来五年可口可乐在联邦德国的销量分析图。在他的预测中，联邦德国的可口可乐销量将在1970年达到一个新高度，年消费量将达到十二亿瓶。而联邦德国只有曾经德国的一半大小，人口不过五千万。平均到整个德国，几乎是每人每年消费十七瓶可乐。
曾远航对王主任的销量预测图并没有全信，因为他觉得这不可思议。但他也没有不信，因为王主任的分析都是有理有据，有经济观点作为支撑。当然，曾远航并不知道，张天浩在给他谈话时专门在空间里翻找了相关的历史资料。他很清楚1956年联邦德国一年确实消费了8.4亿瓶可乐。而张天浩对整个华约国家的可乐消费量做出了预估，以华约的人口和市场，一年三十亿瓶的销量才能勉强让可乐这一种单品市场饱和。
不要认为这个数字夸张。后世苏联时期一年可乐销量只有2.16亿瓶，很大原因是可乐需要用美元购买，这极大制约了可乐在苏联市场的销量，让可乐成为了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享用的高档货。而曾远航和张天浩的谈话录音和记录被部委知道后，所有人都坐不住了。三十亿瓶？利润那就是整整三亿卢布啊！
把现在全华夏的生猪、活鸡、活牛、钢铁全送来苏联卖也卖不到三亿卢布啊！如果真的能把这个巨大的市场吃下来，那就相当于一年可以为中国引进三十条拖拉机生产线，十五座中小型化工厂，二十条包含子弹等完整生产体系的枪支生产线等等。可乐的暴利远超这个时代的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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