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进站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左手拖着行李箱，右手抱着睡得迷迷糊糊的二宝，背上那个鼓囊囊的双肩包里塞满了奶粉尿布，侧边口袋还斜插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四岁的大宝紧紧拽着我的衣角，小脸上写满了长途跋涉后的倦怠与不安。
“妈妈，我们到了吗？”
“到了，宝宝，外公马上就来接我们了。”
我的声音有点哑。从广西到山东，两千多公里的路程，高铁转了普快，普快下了还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像迁徙的候鸟，笨拙地拖着全部家当往北飞。车厢里混杂的气味，孩子偶尔的哭闹，邻座大叔震天响的鼾声，还有窗外飞速倒退的、逐渐从绿意葱茏变成灰褐萧索的风景——所有这些，都让这趟归途显得格外漫长而具体。
出站口挤满了人。腊月二十七的夜晚，火车站永远是这样——大包小裹，南腔北调，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的灯光下聚成一片模糊的雾。我踮起脚尖张望，在攒动的人头里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
然后我看到了他。
我爸站在接站人群的最外围，穿着那件穿了至少五年的藏蓝色羽绒服，脖子上还是我大学时给他买的灰格子围巾。他微微佝着背，伸长脖子往闸机里看，双手紧张地交握在身前，又松开，搓了搓，再交握。当他的目光终于落在我身上时，那张被岁月刻出深深沟壑的脸上，瞬间绽开了一种近乎慌乱的笑容。
“爸！”我喊了一声，嗓子突然就哽住了。
他几乎是挤开人群冲过来的，先接过我怀里睡沉了的二宝，又想去拿行李箱，发现手不够用，便用胳膊肘夹着箱子拉杆，空出一只手摸了摸大宝的头。
“哎哟，我的乖孙……冻坏了吧？这手冰的。”他蹲下身，把二宝往怀里裹了裹，又抬头看我，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怎么穿这么少？南方待惯了，不知道家里冷是吧？”
还是老样子。明明是关切，说出来却像责备。
我笑了笑，没接话，只是把围巾又紧了紧。其实我穿得不少，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北方的冷是干冷，带着刀子的那种，和广西那种湿漉漉的、往骨头缝里钻的寒意不一样。我的身体还记得这种冷，但皮肤已经忘了。
去停车场的路上，我爸抱着二宝走在前面，我牵着大宝拖着箱子跟在后面。他的背影像一座移动的小山，稳稳的，只是脚步比记忆里慢了些。
“不是说了别回来吗？”他头也不回地说，声音混在嘈杂的人声和广播声里，显得有些飘忽，“这么远，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多遭罪。视频里看看就行了。”
但我明明看见，他说这话时，侧过脸用脸颊贴了贴二宝熟睡的小脸，那个动作轻柔得不像他。
“想家了。”我低声说，也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车是借我堂哥的，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我爸小心翼翼地把二宝安放在后座的安全座椅上——那座椅还是我提前快递回来的。大宝自己爬上去，系安全带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了。我爸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暖风慢慢吹起来。
车子驶离火车站，汇入城市的车流。窗外的霓虹灯划过一道道流光溢彩的痕，熟悉的街景在夜色中次第展开，又有些陌生的新建筑穿插其间。这座我出生、长大的小城，每年回来都觉得它既熟悉又疏离。
“你妈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忙活，”我爸打破沉默，“把你那屋的被子晒了又晒，床单换了新的，鹅绒被也拿出来了。我说南边暖和，用不着这么厚的，她非不听，说你从小就怕冷，睡觉爱蜷着。”
我鼻子一酸，别过脸去看窗外。
“她还腌了你爱吃的腊肉，灌了香肠，挂在阳台，天天看，说等你回来正好能吃。”我爸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其实……她上个月查出来血糖有点高，医生让少吃腌制品。我说等你回来别做这些了，她跟我急，说一年就回来这么一次，孩子想吃……”
“妈怎么了？”我猛地转回头。
“没啥大事，就是年纪到了，有点指标不正常。吃药控制着呢。”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你别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就是告诉你，回来这几天，多陪她说说话。她嘴上不说，天天算着你到家的日子。”
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暖风呼呼的声音。大宝已经歪着头睡着了，小嘴微微张着。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路灯，一根一根，像被拉长的、昏黄的糖丝。
远嫁这件事，当年觉得是浪漫，是勇敢，是挣脱束缚奔赴爱情。二十八岁那年，我在一次行业培训会上认识了陈默。他是广西分公司的技术主管，笑起来眼角有细密的纹路，说话带着南方口音特有的温软。三个月后他向我求婚，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我妈哭了一场，我爸抽了一夜的烟。最后他们还是妥协了，只是我爸在婚礼上握着陈默的手说：“我闺女脾气倔，但心软。你要是让她受委屈，我坐火车也要去接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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