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回去，”他终于开口，“等我毕业，找到工作，稳定下来，我就接你和叔叔阿姨过来。”
我转头看他。夜色太深，我看不清他眼里的情绪。
“周岭，”我轻声说，“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了呢？”
他没回答。只是握紧了我的手，握得那么紧，像要把我的骨头捏碎。
我回了云溪镇。师大的毕业证锁在抽屉最底层，我在镇中学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八百块钱。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照顾我爸，凌晨回家还要帮我妈做手工活。那段时间，我瘦得脱了形，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大得吓人，下巴尖得像能戳人。
周岭每周打一次电话来。他说他进了省建筑设计院，说他在跟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说他租了房子，很小，但很干净。他说：“颖颖，再等等我。”
我等了。等了两年。
两年后的端午节，他回来了。开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巷口，引得全镇人围观。他穿着浅蓝色的衬衫，西装裤笔挺，皮鞋锃亮。他还是那么好看，甚至更好看了，身上有种镇里男人没有的从容气质。
那天晚上，他来找我。我站在自家院子的杏树下，身上还围着做饭的围裙。
“颖颖，”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我这次回来，是想跟你说……”
“你要结婚了。”我平静地接话。
他愣住。
“你妈上个月来我家，跟我妈说了。”我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说你在省城谈了个对象，是你们院长的侄女。女孩家条件好，能帮你留在省院。”
“颖颖……”他上前一步。
我退后一步，背抵在粗糙的树干上。
“是真的吗？”我问。
他沉默了。漫长的沉默。杏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动，像无数只挣扎的手。
“对不起。”最后他说。就这三个字。
我把脖子上戴了五年的玉佩拽下来——那是他大学时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不贵，但他说能保平安——塞回他手里。
“周岭哥，”我用小时候的称呼叫他，“祝你幸福。”
他走了。汽车引擎声消失在巷子尽头，我蹲在杏树下，抱着膝盖，哭得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我没让他听见。一滴眼泪都没在他面前掉。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云溪镇。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张师范毕业证，回到了省城。我在人才市场挤了半个月，最后进了现在这家贸易公司，从文员做起，一点点爬到管理层。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周岭。省城这么大，两条平行线想要错过，太容易了。
直到三年前的那个雨夜。
公司年会，我喝多了些，站在酒店门口等车。雨下得很大，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露出周岭的脸。
“田颖？”他的声音里满是惊讶。
我看着他，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里，涩得发疼。
“上车吧，我送你。”他说。
我没拒绝。太累了，累到不想再维持任何骄傲。车里暖气开得很足，他递给我一条毛巾，深蓝色的，有淡淡的洗衣液香味。
“你住哪？”他问。
我说了地址。一路无话。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声响。
到了小区门口，我拉开车门。
“田颖。”他叫住我。
我回头。
“这些年……”他顿了顿，“你过得好吗？”
我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妆容精致，衣着得体，一个标准的都市白领模样。
“很好。”我说。
“那就好。”他笑了笑，笑容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快进去吧，雨大。”
我转身走进雨里。没回头。我知道他在看我，就像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
后来我们偶尔会联系。加了微信，但很少说话。有时他会给我发的朋友圈点赞，有时我会看到他发的项目照片。我知道他三年前跟院长的侄女分手了——是林薇告诉我的，林薇的闺蜜在建筑设计院工作，说那女孩家嫌周岭家境不好，硬是拆散了。
“听说周工消沉了好一阵子呢。”林薇说这话时，偷偷观察我的表情。
我面无表情地整理文件：“把上个月的报表再核对一遍。”
去年秋天，公司跟周岭他们院有个合作项目，我和他成了对接人。我们公事公办，电话里客气而疏离。有一次开会结束，他送我下楼。
“没想到会这样合作。”他说。
“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答得客套。
电梯下降时，镜子般的轿厢壁映出我们并肩而立的身影。他穿着深灰色西装，我是一身米白职业装，看起来很般配——如果忽略中间那二十年的时光和无数个难眠的夜。
“田颖，”电梯快到一楼时，他忽然说，“我听说……你一直一个人。”
我看着跳动的数字：“工作忙。”
“我也是。”他说。
电梯门开了。我率先走出去，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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