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回过神，后退一步，拉开距离。“没、没什么，有点冷。李……李先生，今天谢谢款待，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不等他反应，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河边。
回到家，我无视母亲担忧的追问，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心乱如麻。我需要验证，需要知道更多关于那个“隔壁镇陈家”的事情。
第二天，我以“打听工程原材料”为名（李先生是做工程的，这个借口很自然），从母亲那里套出了李先生所在的镇子，又通过一个在镇派出所工作的远房表舅（谎称想了解当地民俗风情），极其迂回地打听：隔壁镇是不是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智力不太好的女儿，前阵子好像说了门亲事又黄了？
表舅在电话那头啧了一声：“你问老陈家啊？是有这么回事。唉，说起来也是作孽。他家那个小女儿，叫陈什么来着……哦，陈招娣，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二级残疾，一直养在家里。前两个月吧，是经人介绍了个外地的老板，听说彩礼给了不少，把姑娘接走了。可没一个月，又给送回来了，说是不合适。为彩礼钱还闹了一场，差点打起来。这事儿镇上都知道，老陈家那几个儿子，不是好相与的，那姑娘也可怜，接回来后就关在家里，不怎么让出门了。”
陈招娣。二级智力残疾。接走又送回。
时间点，和李先生的说法对得上。
那么，被接走的陈招娣，是真的智力障碍患者。而如果周启明抽屉里那份诊断书是陈招娣的，他为什么要留着别人的诊断书？陈素云又为什么要看？还看得那么仔细？
除非……陈素云，就是“陈招娣”。可她看起来并不像真正的智力障碍者，周启明还问她是不是“装的”。
一个更疯狂、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猜想，逐渐浮出水面：有没有可能，真正的陈招娣，那个二级智力残疾的姑娘，已经被“处理”掉了？而陈素云，这个不知来历的女人，在周启明的帮助下，冒用了陈招娣的身份？那份诊断书，就是她冒充的“凭证”？周启明让她伪装成智力障碍，是为了让她这个“假陈招娣”更逼真，以免被李老板那样的“买主”或陈家的人识破？可周启明为什么这么做？陈素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情人？同谋？他叫她“姐”……
我感到一阵眩晕，仿佛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边缘。我知道，我必须回公司，必须更接近陈素云，必须搞清楚诊断书的秘密，以及她和周启明之间，那诡异“姐弟”关系下的真相。
回城后，我改变了对陈素云的态度。我不再只是远远地观察，或者带着怜悯的疏离。我开始“主动”接近她。在她清洗茶水间时，我会“恰好”路过，递给她一包我没开封的零食，“素云姐，尝尝这个，挺好吃的。”起初，她总是受惊般缩一下，眼神躲闪，嘴里含糊地说着“不、不用”，但我坚持把东西塞进她围裙口袋，然后快步离开，不给她拒绝的压力。
慢慢地，她看我的眼神里，除了惯有的怯懦，多了一丝极细微的、类似困惑的东西。她依旧不怎么说话，但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盒没拆封的进口巧克力碰掉在地上，滚到她脚边，她蹲下去捡，递还给我时，手指和我的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手很凉，很粗糙，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她指尖几不可察的停顿，和一丝极其轻微的颤抖。那不是纯粹的迟钝。
时机在一个加班后的雨夜来临。暴雨如注，砸在玻璃幕墙上砰砰作响。办公室只剩我和陈素云——她在做最后的保洁。我抱着一叠资料，像是很随意地走到她身边，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霓虹，叹了口气：“这雨真大，素云姐，你带伞了吗？”
她正在擦拭一盆绿萝的叶子，闻言动作停了停，摇了摇头，没吭声。
“我带了，还挺大的。一会儿一起走吧，我打车，顺路送你一段。”我说得自然，心里却绷紧了弦。
她猛地抬起头，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长时间地看着我。走廊顶灯在她眼里投下两点微弱的光，那光后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翻涌着什么的潭水。有警惕，有茫然，还有一丝……几乎难以捕捉的、类似恳求的东西？
“……不、不麻烦。”她声音干涩。
“不麻烦，反正顺路。”我坚持，拿起包和伞，“走吧，再晚更不好打车了。”
她犹豫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断然拒绝。最终，她低下头，默默地收拾好工具，跟在了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
出租车里，空间狭小，雨水敲打车顶，嘈杂又带着一种奇异的隔绝感。我报了她住的小区地址，她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我假装没看见，望着窗外流淌的雨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她听：“这雨，让我想起我老家。我们那儿一下大雨，山路就不好走，容易出事。以前我们村就有个姑娘，下雨天跑丢了，家里找了好多年都没找到，怪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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