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呢？你眼里只有你的房子，你的边界！我们是一家人啊！”我歇斯底里地喊道。
“一家人？”他冷笑，“从你未经我同意让你父母住进来的那一刻起，你就没把这里真正当成我们共同的家！”
争吵以母亲带着哭腔的劝阻和父亲沉重的叹息声告终。我瘫坐在沙发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婚姻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意思？
就在我以为生活已经烂到不能再烂的时候，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带来了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彻底颠覆了我的一切认知。
电话是村里一位和我家关系不错的远房婶子打来的。她先是寒暄了几句，然后语气变得神秘而迟疑：“小颖啊，有件事……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跟你通个气，你心里有个数就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婶子，你说，什么事？”
“是关于你们家老房子的事……”婶子压低了声音，“前几天，我听村支书喝醉了酒，跟人唠嗑，说漏了嘴……你们村那头，好像要规划修一条什么旅游快速路，正好从你们家那老房子那块地穿过……听说，拆迁补偿的丈量摸底，年前就秘密开始了……你爸妈那房子，院子那么大，要是真拆了，补偿款可不是个小数目呢……”
我握着电话的手，瞬间冰冷。
拆迁？摸底？补偿款？
我父母对此只字未提！他们只是告诉我，为了给弟弟买房，“卖”掉了房子！如果是为了拆迁，他们为什么急着在这个时候“卖”掉？卖给谁了？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冰冷的毒蛇，倏地钻进我的脑海，让我浑身汗毛倒竖。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谢过婶子，挂了电话。然后，我立刻开始动用所有能想到的关系，拐弯抹角地打听老家那边的规划消息。同时，我找了个借口，拿到了母亲的身份证，去打印了一份她的银行流水。
当那份薄薄的流水单握在手里时，我感觉它重逾千斤。流水显示，就在母亲告诉我“卖房”后的第三天，有一笔五十万的款项，从“石岭村村委会”的对公账户，打入了她的账户。
五十万！我们那栋老房子，按正常的市场价，绝对卖不到这个数！而且，如果是私人买卖，钱怎么可能从村委会过来？
真相，像一块巨大的冰山，浮出了水面。
根本没有“卖房”给弟弟凑首付这回事！至少，不完全是！父母是提前知道了拆迁的风声，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补偿款，或者……是为了把这笔即将到来的、巨大的财富，完全、彻底地留给儿子田磊，而不让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任何觊觎的可能，他们上演了一出“卖房助儿”的苦情戏！
他们故意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造无处可去的假象，住进我家。一方面，可能是做给村里或者某些人看，坐实他们“失去房产”的事实；另一方面，或许，也只是或许，有那么一丝丝对我的愧疚，想用这种方式，在我这里寻求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和补偿？或者，仅仅是利用我的善良，为他们这出戏增加真实性？
我不敢再想下去。心，像被扔进了冰窖，然后又拿出来被重锤击碎。原来，我一直活在精心编织的谎言里。我的丈夫，因为房产的归属对我冷若冰霜；我的父母，为了另一处房产（或者说巨款）的未来归属，将我蒙在鼓里，甚至利用了我的孝心和困境。
我，田颖，一个自以为努力生活、珍视亲情的女人，在我的至亲眼中，到底算什么？一个需要防备的外人？一个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
那天，我拿着那张银行流水单，一个人在咖啡馆坐到了打烊。窗外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这个世界依旧喧嚣，而我却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荒谬。
我没有立刻回家揭穿一切。我需要时间思考，如何面对这个残忍的、可笑的局面。
几天后，我回了一趟父母家——不，那已经不是他们的家了。我借口说帮他们找落在老家的什么证件，实际上是想去探探口风，看看能否找到更多证据。母亲显得很紧张，眼神闪烁，言语间漏洞百出。当我故意提到村里最近好像有工程队来看地时，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没……没什么工程，你别瞎打听。”她慌乱地打断我。
我心里最后一丝侥幸也熄灭了。
回到市里的家，那气氛已经不能用压抑来形容，简直是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被强行压抑着的死寂。李哲依旧冷淡，父母依旧小心翼翼，而我，则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这出由我的至亲们联手演出的荒诞剧。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清晨。李哲出门去买早餐，母亲在厨房准备煮粥，父亲在阳台“例行”发呆。我的手机响了，是弟弟田磊打来的。
我走到客厅，按了免提。我预感，这场戏，该落幕了。
“姐！”田磊的声音带着惯有的、被宠坏的理所当然，“妈跟你说了吧？那边拆迁款差不多定了！比你之前知道的五十万又多了一点！哈哈，这下我换辆好车的钱也有了！你可别往外说啊，爸妈交代了，这事得保密，尤其不能让你知道细节，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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