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不仅是对华输出成体系的成品武器装备，还大量输出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和关键技术。
从1950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仿制这批武器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陆军武器系列。如在1950年3月以后开始试生产的波波沙41型冲锋枪定型为50式冲锋枪，其实这种冲锋枪在1948年11月已经在东北解放区小批量生产。
由于产能和基础建设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对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仿制进度不一。
如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德普莫轻机枪、郭留诺夫43重机枪等武器的国产化仿制定型则是在1953年，而折叠铁柄枪托的波波沙43冲锋枪、多加列夫TT手枪定型则是在1954年，通用型机枪的定型则已经到了1958年，等等。
虽然定型时间有差异，但这批国产化枪械依旧被统称为50式步兵班用武器系列，终结了人民解放军使用万国杂牌武器的历史。
1951年2月，中苏双方约定：
以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界，在此之前的军事订单全价购买，在此之后则是军事物资半价购买，铁路建材七五折购买，并且苏联要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12.35亿卢布。
从这份协议就看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供给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都是中方出资购买的，而非苏联无偿赠与。
这也是由于苏联虽然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其与强大的纳粹德国正面交锋导致苏联自身也遭受了重创。战后的苏联人口凋敝，经济建设百废待兴。超过两千七百万苏联人伤亡，一千七百多座城市的工业被全部或部分摧毁。
直到1949年，苏联国民经济还在恢复阶段，其工业生产水平也只有军事等重工业勉强恢复到二战之前的水平，可想而知，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也确实拿不出太多的军事物资无偿提供给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仅要以一己之力在欧洲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还要向远东地区的中国与朝鲜伸出援助之手。
苏联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都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出售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且战争结束后依然按照中国向苏联提交的订单，支援了大约能够列装30个师的武器。
志愿军第二拨部队准备开始大规模入朝，中国军队急需大量武器装备。
1951年5月25日，第五次战役后期，中央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这是除了36个师紧急援助以外提出的更大规模需求，基于中央对朝鲜战场持久作战和对台军事斗争的双重考虑。
引进60个师装备的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开始双方达成协议，根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的供应，1951年内需完成10个师的供应。
当年9月中旬，苏联方面又告知，除1951年9月前已经交付的4个师装备外，原计划剩余6个师装备和物资要推迟半年交付，也就是到1952年中期才能交付，中国方面表示可以接受。
1952年4月双方确定到1952年底完成交付20个师的装备，其余40个师的装备到1954年底交付完毕。
第二批军援60个师份额武器装备中，中国再次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的装备，另1个师的装备拆分配发给各军事院校用作教学和训练，实际交付部队的装备为56个师份额。
朝鲜战场志愿军部队主要是第一批紧急军援的36个师份额的部队，后继60个师装备的部队主要在国内驻防，开赴朝鲜前线作战的仅有3个师。
造成第二批引进苏械装备的陆军师入朝少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是装备交付和换装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第二是国产苏式武器装备开始供应志愿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朝鲜部队的装备缺额;
第三是作战中调整了部队建制和武器配备，将一些无需入朝部队的装备调换给前方作战部队。
这三大措施补齐了朝鲜战场志愿军苏式装备的大部分武器缺额。
从1950年至1954年间，苏联政府总计提供了96个陆军师份额的武器装备军事援助，其中6个师份额的装备用于训练教学和重建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接收90个陆军师份额的装备。
除这些采用苏联直接进口的武器装备换装的陆军师外，另有50个陆军师采用国产仿苏武器换装，包括部分朝鲜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换装国产仿制型号武器。苏联的大批援助，使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整体上统一了武器装备体系标准，同时也奠定了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苏联在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援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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