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北朝鲜还带来了两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他们在听证会上向代表团承认，曾多次执行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美国第三师士兵马汉·勃朗在证词中表示：“我可以证明，美军曾用细菌炮弹攻击共军……”
志司指出：“敌人的这一罪行绝非偶然。早在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就曾到达汉城，目的是为在朝鲜实施这一反人类的卑劣阴谋做准备。然而，敌人为何选择在此时使用细菌武器？事实已经十分清楚。
敌人曾狂妄地宣称依靠飞机和大炮可以无所不能，企图通过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并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
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敌人的所有卑劣行径在遭到中朝人民军的沉重打击后，便转而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妄图借此威胁朝鲜人民和中朝军队。”
最后，志司向李奇微发出严正警告：“我要明确告诉敌人，你们企图用所谓‘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动摇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注定行不通；你们的如意算盘，必将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中遭到失败。”
1952年3月8日，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侵犯中国领空，并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
同日，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愤怒的发表声明：“从1月28日到2月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及其后方投放了鼠疫、霍乱、伤寒等可怕的传染病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
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直接向全人类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帖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3月14日，依照中央批示，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协调全国的防疫工作。1952年三四月间，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在东北地区国境线、海港、交通要道，设立了66个检疫站，在山海关设立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和物品的检疫、消毒。
全国各地动员群众清理垃圾、保护水源、疏通渠道、打扫卫生，灭蝇、灭蚊、灭蚤、灭虱、清秽，形成了载入新中国史册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4月1日，十九位全人类公认的文化科学界大师向全世界发表了《反对美国细菌战告世界男女书》，直接要求全世界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最骇人听闻武器的战争罪犯们绳之以法！
“我们仔细地研讨了有关目前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文件后，深感焦虑和震惊……我们的第二个义务就是保卫所有人民，使之免于细菌战的浩劫。我们认为：只有美国，也就是大国中唯一的国家，才没有批准1925年6月17日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战武器的国际公约……我们同时要求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最卑鄙、最骇人听闻武器的战争罪犯们作为战犯归案法办。”
这份引起世界震动的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号召人类起来自卫！”
1952年4月8日，被志愿军俘获的，美国空军领航员肯尼斯·伊诺克，发表名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封公开信》，的广播讲话，揭露了美军高层，企图隐瞒细菌战的事实。
他在这份长达8页的供状中写道：“他（一名上级）告诉我们，我们飞机上的两枚机翼炸弹是细菌弹，要以最高500英尺的高度和每小时200英里的最高空速在朝鲜投下。”并被命令在任务报告中将细菌弹作为普通“哑弹”汇报，“以保持机密”。
随后，25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详细交代了他们参与细菌战的全过程，这使得美国政府处境更加被动。
美军战俘保尔.肯尼斯说“洗澡可以洗干净我的身体，却绝对洗不净我的灵魂，在犯下这样的罪行之后。”
美军战俘奥尼尔说“我的儿子问我，曾在朝鲜干过些什么？我怎能告诉他，说我曾到此地，向人们投过细菌弹，散布了死亡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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