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的后勤工作非常复杂，志愿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具有空中优势、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反空袭的斗争，是保障我军运输不中断的重心。
当时志愿军防空作战能力比较弱，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敌人空中封锁、保障物资弹药及时运往前线，就成为决战是否取胜的焦点。
关键的交通枢纽、渡口、敌机封锁地带，哪里是关键，洪学智就出现在哪里。他经常到“三角地区”（清川江至大同江之间的铁路、公路交通枢纽）、元山敌机封锁线、物开里、沙里院等敌军重点空中封锁点去现场督战，指挥部队防空、抢运和抢修关键设施。
其他志愿军后勤系统的首长也都在现场指挥，组织运输和指挥抢修铁路桥梁。铁道兵第1师第1桥梁团抢修满浦线东清川江大桥3号桥墩时，铁道兵副司令员李寿轩，就亲自在现场指挥。
全国解放时，中国军队仅有8个高炮团，这些高炮团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的陈旧炮械。当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时，只有一个高炮团配备了36门日制七五高炮，随军入朝作战，不得不留出12门高炮来保护鸭绿江渡口。
初期入朝的六个军队，每个军队仅配备了18挺高射机枪用于防空。在这种情况下，几十万志愿军只能依靠这24门老旧的高炮和一百多挺高射机枪来对抗上千架美军战机，惨状可想而知。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国的地面防空部队迅速扩充壮大。
1951年春，志愿军拥有4个高炮师，每个军和每个地面炮兵也编有一个高炮营。后来，国内空军所属的部分高炮部队也入朝参战。由后勤司令部直接指挥的高射炮兵部队，包括4个团和25个营，主要负责保护铁路桥梁和仓库区域。
为了确保夜间行车的安全，志愿军还对后方运输线的防空哨所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在32条共2500多公里的公路上，部署了名兵力，设置了1300个对空监视哨，有效保障了汽车部队的安全运输，使得汽车损坏率在1952年第一季度降至2.3%，第二季度进一步降至1.7%。
于是，志愿军高炮部队与美军飞机之间的激烈战斗展开了。新成立的中国高炮部队装备简陋，人员不足，且战士们缺乏实战经验，许多人在仅有的20多天训练后便被派往朝鲜战场。
美国飞行员们很快意识到，朝鲜的天空不再是他们可以随意驰骋的地方，四处弥漫着高射炮弹爆炸时飞散的致命碎片，和腾起的灰黑色烟团。
高射炮炮位上的座椅全是铁制的，坐上去感觉像坐在冰冷的铁块上，没过多久，屁股就被冻得麻木不已。然而，战士们却片刻不能离开，因为敌机随时会窜来，战士们一旦离开，敌机来了就来不及还击。
时间久了，大家的脚都长了冻疮，肿得像馒头，连布鞋都穿不进去。有一名一炮手，脚底板溃烂，流着黄水，无法踩下底盘，导致二炮手无法发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找来一根木棍绑在腿上，把棍子的下端顶在底盘上，开炮时一边用脚向下踩，一边用手握住木棍向下压。这样双管齐下，底盘就能踩下去，让二炮手顺利发射炮弹。
高炮部队的条件实在是太苦了，但他们一心想狠狠打击入侵的豺狼，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与敌偕亡的狠劲，打得飞行时间平均超过1000小时，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鼻青脸肿，找不着北。
高炮部队的作战绝对超出了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因为敌机可以随时移动，向高炮阵地发起凶狠突击，而高炮一旦部署好了就无法移动，成了活靶子。
战斗机的机炮射速极快，一片弹片便足以将人拦腰斩断。汽油弹投下后，爆炸瞬间血肉四散，甚至连完整的尸体都难以找到。
面对如雨点般射来的机炮炮火，战友们在身旁接连倒下，血浆飞溅，几乎无人能不心生恐惧、呼喊逃命。然而，志愿军战士却毫无畏惧，镇定自若地操纵着沉重的苏制37式高射炮，与呼啸而至的美军战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到1952年，中国高炮部队每个月平均击落60架美军飞机。夜间防空部队则用无数探照灯的光束交错照射天空，强烈的灯光常常让美军飞行员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产生错觉。有四架B-29重型轰炸机虽然没有被击落，却在这种光照下失控坠落了！
1951年6月9日，25岁的高射炮兵刘四在美军空袭黄江大桥时，面对全班战友全部牺牲或受伤的惨烈局面，他毅然奋勇作战，独自操控高射炮。在1000米内，他精准点射，成功击落一架美军战机，因而荣立一等功。
志愿军高炮独立31营3连，刘四所在的部队，后来荣获了“一等功臣连”的称号。在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仅刘四所在的3班那门高炮便击落了12架敌机，击伤16架。全连72名战士中，有35人负伤或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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