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李奇微将早在1月初制定的撤离朝鲜计划下发给驻朝美军各军军长，要求他们在必要时参照执行，并告知，只有在以下情况发生时，才会亲自下令立即撤退：
（1）苏联凭借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干预；（2）与此同时，中共军队与朝鲜人民军全力投入战斗；（3）敌方在采取这些行动时，巧妙选择了能够最大化利用天气条件的时机。
3月31日，麦克阿瑟向陆军部汇报称，进入4月之后，中国军队随时有可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他推测，目前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兵力约为27.4万人，此外，中国东北地区还驻扎着47.8万人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方面可用于进攻的兵力，包括游击队在内，大约有19.8万人。
两天后，麦克阿瑟飞抵朝鲜，与李奇微商讨第8集团军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李奇微表示，他计划在完成“狂暴行动”后，立即展开“无畏行动”，让第8集团军继续向西部中心地带北进20英里（约32公里），以摧毁中朝军队的主要兵力和补给集结地，并破坏其进攻部署。麦克阿瑟对此表示支持，赞同发起“猛烈攻击”。
李奇微的计划是，通过绕到敌人后方进行猛烈打击，来牵制敌军可能发动的攻势。同时，他还强调要加强对第8集团军的掌控，严防部队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贸然推进，以免陷入敌人的圈套。
与此同时，李奇微还提前做好了在必要时转入防御或后撤的准备。他在“无畏行动”展开前，制定了一个应急预案，以便在面对中朝军队反击时，能够迅速撤退至“堪萨斯线”。
为了避免撤退时出现混乱，李奇微明确规定，只有在接到他本人命令的情况下，各部队方可撤退；整个撤退行动必须按照预定的多道调整线有序进行，采取边打边退的方式，一边抵抗一边撤离，实行“旨在对敌人造成最大杀伤的机动性、积极防御”。
由此可见，在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之前，美军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制定了以攻对攻的策略，还预先安排了防御和撤退的多种方案。
就在“无畏行动”命令下达的前一晚，李奇微突然收到了通知：
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前往东京，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他目前担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则将由范佛里特接替。
4月12日，李奇微飞往东京会见已被免职的麦克阿瑟。由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攻势即将来临，而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仍在赶赴任职的途中，李奇微没有立刻接管远东司令部的指挥权，而是在当天夜里返回朝鲜。
这次飞行充满了惊险，当事人在日后提及此事时依然心有余悸。那天夜里，为了送李奇微返回朝鲜，乘用了陆军部长佩斯的座机。然而，由于机组飞行员对朝鲜机场的情况并不熟悉，飞机在凌晨1点错降到一个仅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
降落过程中，飞机险些撞上机场一侧的山峰，随后颠簸着滑行到一条不适合该型号飞机降落的临时跑道，差点冲入机场边缘的稻田。最终，飞机的四个轮胎全部爆裂。李奇微形容这次着陆为“令人胆战心惊”，并称之为“机械上的奇迹”。
4月14日中午，范佛里特抵达朝鲜。
李奇微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这位新任司令，随后当晚飞往东京。
范佛里特被称为美军的“战术专家”，他的地位是通过在作战部队中的不断拼搏逐步提升的。范佛里特之所以在美军中声名远扬，除了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领部队首先攻占犹他滩头，并在一天内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外，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大量使用炮火，甚至为此获得了一个独属于他的专有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
充满攻击精神的范佛里特不愿坐等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决定展开“无畏行动”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他命令美军第1军和第9军向“怀俄明线”推进，同时指挥第10军以及韩军第1和第3军团占领杨口至松山岘一带的“亚拉巴马线”。此次攻势定于4月24日发起。
此刻的美军，与当初志愿军刚入朝作战时的反应相比，已经发生了显着变化。经过半年多的战场对抗，再加上广泛运用空中、地面、海上侦察力量以及特工手段，美军对志愿军的进攻特点和战术套路已变得相当熟悉。
在研究这段战史时，可以发现，总体战役情况来看，美军的分析判断并未像前几次战役那样出现重大失误。相反，志愿军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美军可能进行侧后登陆和即将从国内大规模增兵朝鲜这两方面，基本上都是误判。
近期，李奇微围绕着制造美军即将在中朝军队侧翼和后方登陆的假象，展开了一系列的欺骗与佯动策略。除了此前提到的内容外，李奇微在2月制定“撕裂者行动”计划时，还在西海岸策划并指挥了一次两栖登陆的佯动战术行动。此外，他还试图趁此期间通过美军的部队调动，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战略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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