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麦克阿瑟而言，“撕裂者行动”仅是他“长期作战计划”的第一步，要实现战争的最终胜利，必然还需进行更多、更大规模的后续行动。为此，他致电参联会，明确提出在跨越三八线的问题上，“不应再对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施加额外的军事限制”。
关于是否跨越三八线的问题，李奇微与麦克阿瑟并无太大区别。李奇微称三八线为“那条毫无意义的界线”，认为其“既无法防守，战略上也毫无价值”。根据他的判断，中朝方面正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鉴于此，最好的做法是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而不是被动等待敌方采取行动”。
因此，他主张美军尽可能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以打击中朝军队的兵力集结和物资储备。未获华盛顿批准的情况下，麦克阿瑟便同意了李奇微的建议，命令第8集团军在抵达三八线后继续向北进攻。
根据美国人的说法，在这一阶段，华盛顿的决策层进入了一个“政策真空期”。
所谓“真空”，是指在是否大规模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国务院与参联会因意见分歧相互推诿，故意不做出明确决定。
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包括那些出兵朝鲜的国家，都将坚决反对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因为一旦越线，早前提出的停战计划将彻底破灭。同时，战争的扩大将迫使美国将更多的军事资源投入到相对次要的亚洲战场，并大幅增加苏联干预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
因此，虽然艾奇逊并未明确提出禁止美军再次越过三八线，但他主张应避免“大规模的跨越行动”。
艾奇逊的主张遭到了参联会的反对。以布莱德雷为代表的五角大楼将领与远东的麦克阿瑟和李奇微持相同观点，认为任何限制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规定，都会给中朝在北朝鲜从容集结军队的机会，最终可能使美军处于不利境地。
这些将领宣称，他们基于“共同的军事经验”所作出的判断是：
如果三八线成为军事行动的界限，那么，面对敌方的人力优势，作战并击溃其新攻势的准备都将成为空话。围绕这一问题，华盛顿的决策圈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方互相推诿，始终没有达成明确的意见。五角大楼要求国务院先确定美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而国务院则要求五角大楼先明确美军在朝鲜的作战范围。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的结论：
在目前的形势下，华盛顿应避免就是否跨越三八线的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以免将战略底线暴露给对手，并影响美军在战场上的行动自由。
这实际上为美军再次越过三八线开了绿灯。然而，当时更具决定性的问题并非是否跨越三八线，而是如何掌控朝鲜战争政策的整体方向。
美国对朝鲜的战争政策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
对杜鲁门领导的决策团队而言，朝鲜战争被视为“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大陆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美国毫无疑问必须进行军事干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展现其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决心和能力。然而，美国也不能让自己在朝鲜陷入一场漫无边际的持久战争，因为这不仅会削弱其在欧洲战略重点上的投入，还可能促使苏联大规模介入，进而引发全球范围的战争。
中国参战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政策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
一方面，它必须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坚持作战，努力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也采取了一些自我限制的措施，防止战争扩展到中国境内，从而将朝鲜战争控制在一个可以有效管理的有限范围内。
出于以上双重考虑，当1950年底“联合国军”全线退至三八线附近时，华盛顿曾试探性地表达过通过谈判实现“光荣停战”的愿望。
麦克阿瑟坚决反对华盛顿的这一政策意向。作为亚太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始终对杜鲁门所制定的“先欧洲、后亚洲”的全球战略排序持有异议。
在他看来，唯有全力以赴打赢眼前的朝鲜战争，美国才能保障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为此，他强烈主张扩大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哪怕可能因此冒着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
他提出建议：封锁中国沿海区域，动用海空力量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同时“放蒋出笼”，让国民党军队投入朝鲜战场，并从台湾向中国大陆发动牵制性的攻击。
由于这些主张与杜鲁门的意图背道而驰，华盛顿因此屡次将其否决。
在李奇微的指挥下，“联合国军”展开反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从“霹雳行动”到“撕裂者行动”，最终将战线从三七线附近推回至三八线附近。按照这个进度，想把中国军队驱赶到几百公里外的鸭绿江，不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还不知道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既然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政治解决自然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实际选择。到1951年3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部逐渐形成了主流观点：必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来处理朝鲜问题，最理想的方式是由总统根据盟国关于在三八线附近停止战斗的建议，发表一项声明以进行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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