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可能，我画这树冠观察了几天了，用色饱满得很，怎么看都不像鸡爪。
他说不是鸡爪，是鸡抓，你这树干就不是自己的东西，硬添上个鸡窝似的树冠，看起来可不就跟鸡抓的似的。说完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开始笑，笑了两声又开始咳，边咳嗽边大笑。我还没顾上反唇相讥，他忽然喷出一口血，脸色苍白如纸。几个同事沉默地推门而入，把我拱到一边。他们推着老头的床，当场送进了急救室。
带着遥感监测的AI护工救了老头的命，但也救不了太久。老头八十八高龄，肺部重度感染，刚进急救室就开始昏迷。院里的系统按照规定程序打电话通知老头的家属，他儿子正赶回来，争取见他最后一面。当天晚上我和阿萍在床前陪护，她上半夜，我下半夜，大部分内容是拉把椅子在床边坐着，保持清醒。老头插着气管，身上延伸出密密麻麻的线，一半连着监视器，随时观察身体指标变化，一半是些管子，随时准备在数据异常时加大强心剂等药物的用量，延长寿命。我同组拿两个同事在房间另一头像铁塔一左一右立着，等老人咽了气，它们就上来把床单一卷，把人包在里面抬走。
老板说，我的任务是坚持到天亮，天亮了家属就该来了，我要陪家属说说话，展现院里的人文关怀。在那之前我不能睡着，有监控拍着，怕引起商业纠纷。说完他就去睡了。我看他打着呵欠推门而出，竟然没有跟着打。于是急救室里剩下我和床上老头风箱似的呼吸声，还有仪器规律的滴滴声响。指标尚算稳定，夜很漫长，我坐得脚发麻，起来走走。那两个同事盯着我，他们的眼睛在夜里发光，像某种枭，会录视频的枭。我绕着老人的床走了几圈，假装盯一盯指标，帮他掖一掖被角，在监控下完成护理工作。然后我又坐下，困意忽然涌了上来，我把刚才没打的呵欠打了。
这时房间那头的光灭了，我看见那两个同事的眼睛闭上了。床上老头的眼睛闭着，于是我也把眼睛闭上，现在所有人都在黑暗里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咳嗽，然后是床架晃动的声音，我睁开眼睛，老头已经坐起身，手里抓着一张画。是我和他的画。他睁圆了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画看。
说到底是叶子颜色不对，他说，不要用黄色，用绿色打底，加红色调。
我说好，他又继续看，看了一会还是不满意，叫我拿笔来。我手边不知怎的正好有支笔，就递了过去。他接过笔，手一直在抖，几次落到纸上又收起，好像怎么用力都不对。试了几次，他把笔和画一齐递给我，说这画现在归我了，他忘记怎么画了。我说这不叫忘记，你只是手抖，治好后又能画了。他说忘了就是忘了，看完这画，我想不起树长什么样了。这样也好，我这辈子不是画树就是晃树，总跟树打交道，现在我忘记了，我终于不用见它了，我把这辈子熬过去了，以后换你去见了。来，你扶我躺下。
我扶他躺回床上，帮他把被子盖好。他看着我，眼底开始浑浊，嘴角慢慢浮起笑意。我说，坚持住，天快亮了，你儿子就要到了。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吗？我说，我是你的护工。他点点头说，都一样，然后就不再说话，把眼睛闭上了。我一直看着显示器上老头心脏的波动，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所有仪器一齐发出蜂鸣，像送行的礼炮。我拉着他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护工卷起床单带走了老头的尸体，我走出急救室，打电话给老头的儿子，告诉他不必过来，直接转场去殡仪馆。他很大意见，在那头骂骂咧咧，但我没有兴致听，直接挂断了电话。一直到早晨八点钟，阿萍才在院子的一棵树下找到了我，那时候我正抱着树，感受粗糙的纹理贴在我脸上，像老人掌心复杂的纹路，心中生出无限悲哀，AI应该无法生出这种情愫。阿萍邀我请个假出去走走，路上陪她聊聊天，说点体育新闻、娱乐资讯，或者欧美文学，什么都可。我答应了她，同时表示我想先去文具店，不知道它这个时间点开门了没。我说我想去买一支笔、一套水彩，买一沓纸，也许还需要其他的一些工具。去文具店的路上我喋喋不休说个没停，阿萍没有问我买那些东西做什么，但我忍不住想告诉她，如果可以，我还想告诉全世界的人。在早晨八九点的马路，我用我最大的声量宣布，我现在想画一棵树。不仅是怀念一位故人，也想微不足道地挑战下这个AI泛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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