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明初期，大西军在孙可望的有意无意安排下，一直牢牢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等各个方面的实权。孙可望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智慧，“总统天下兵马钱粮，节制诸文武”，使得大西军在西南地区迅速崛起。
对于这件事，永历朝的大臣钱邦芑曾经写信给孙可望，希望他“文武官员的升降都要禀报天子，征伐的行动和停止一定要请示朝廷的命令”，也就是说孙可望提拔和贬谪文武百官要向天子禀报，打仗行军要听从南明朝廷的安排，但是这个时候一心想要当“国主”的孙可望完全听不进去。
于是钱邦芑就转而拉拢李定国，鼓动他率领勇猛的军队，扫荡不服从朝廷的人，将来分封土地，世袭爵位。对于李定国这样头脑中充满了忠君思想的将领来说，这种忠君爱国的“春秋大义”无疑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在这种思想的深深灌输下，李定国愈发坚信自己过去跟承张献忠所走的选择道路是错误的，他在内心深处立下誓言，从此往后，定要全心全意地效忠于永历皇帝和南明朝廷，毫无保留。为了避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流贼”这般负面的名声，李定国毅然决然地与农民起义军彻底划清界限，割舍掉一切与过往的关联，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南明封建官僚集团的阵营。
首先，李定国效仿“关羽、张飞、姜维”，将自己与永历皇帝以及南明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定国入主云南后，他以永历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所有事务皆宣称是遵循天子诏令行事。尽管永历皇帝因自身性格懦弱且顾虑重重，依旧规定“兵马总归晋王（李定国）执掌”，官员的任免也全权交由李定国决定。然而，李定国却始终以南明“忠臣”自居，坚守着“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的原则。
不仅如此，李定国还打破了大西军对南明官员“不复假以事任”的惯例，将至关重要的京城卫戍部队“禁军”交由沐天波掌管，目的是镇压“内贼”。而这些所谓的“内贼”，正是那些曾经与大西军并肩作战，如今却对他表示反对的战友。
更为严重的是，李定国竟然默许了沐天波率兵擅自行动，导致了大西军将领王尚礼的惨死。
王尚礼，曾经是孙可望的心腹爱将。然而，在李定国与孙可望关系破裂的关键时刻，他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度和胸怀。他毫不吝啬地向李定国伸出援手，试图化解双方的矛盾，维护大西军的团结。然而，李定国却对这份情谊视若无睹。他任由沐天波率领军队肆意妄为，将王尚礼逼入绝境。最终，王尚礼不幸被杀，成为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这一举动，令大西军中的名将白文选、冯双礼等人深感痛心与失望。他们无法理解李定国为何如此冷酷无情，对曾经的战友痛下杀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寒意，对未来的局势感到迷茫和担忧。
李定国的这一举措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和议论。有人认为他此举是为了维护南明的稳定，展现自己的忠诚；也有人质疑他的动机，认为他是在借机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然而，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李定国似乎都不为所动，坚定地执行着自己的决策。
在孙可望时期，大西军依旧沿袭着明末农民军“右武轻文”的淳朴传统。然而，后来李定国掌权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居然大规模地任用南明官员，其中包括马吉翔、内侍庞天寿、龚铭、金维新等人。永历朝的腐败之气迅速蔓延，很快就侵蚀了李定国和他所领导的大西军。这种腐败现象不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也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永历身边的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一职，这一任命犹如一颗巨石投入湖中，在内部激起千层浪。原本平静的局势瞬间被打破，纷争和矛盾如潮水般涌现，内讧四起。
而曾经出卖过李定国的马吉翔，却凭借着他的巧言令色和谄媚奉承，大力拍李定国的马屁，不仅成功地躲过了这场风暴，而且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大西农民军的那些老人旧人却没有如此幸运。他们的地位日益沦落，昔日的荣耀与尊严渐渐消逝。李定国对他们的进一步迫害，更是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曾在孙可望掌权时期救济了李定国老营的王尚礼，如今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含恨而死。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一大批大西军将领，也被降职削爵，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刘文秀的郁郁而死，更是给大西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的部将陈建、邹简臣在李定国下令逮捕后，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逃亡四川，寻求一线生机。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如今却分崩离析，各自飘零。
南明的官僚勋贵士绅们，本来就对广大的大西军将士心怀强烈的仇恨。在李定国的支持与纵容下，他们变得更加猖狂，肆无忌惮地欺压和剥削大西军的将士们。此时的大西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曾经那支充满斗志和战斗力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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