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北魏君主拓跋焘驰还平城,饮至告庙,下诏改元正平,所有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无非是表扬威武,夸示功绩的意思。北魏自拓跋嗣称盛,得拓跋焘相继,国势益隆,但推究由来,多出自崔浩功业。崔浩在魏主拓跋焘挥军南下以前,已经因为修史一事,得罪受诛。作者在此补全其前因后果,让读者更加明白。
当初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着作事,续修国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北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关于北魏国的国史。据高允后来陈述,崔浩主要起到总裁大纲的作用,此外还与高允负责国史中《先帝记》和《今记》部分的编写。
崔浩除了修国史,更是因为信道教而厌恶佛教,在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在崔浩的推动之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三天之内连发两道禁佛诏令。规定从王公百官到庶民百姓,一律禁止私养沙门和巫师,逾期仍未申报的,不仅要将窝藏的沙门(僧人)或巫师处死,窝藏的主谋还要被满门抄斩。这是一道非常严厉的禁佛诏敕。
接着北魏君主拓跋焘又下了一道禁佛诏令,严禁僧侣或巫师进入平民百姓的住宅,责令他们规规矩矩地居住在庙宇里。因此,沙门僧尼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九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又派人将高僧释玄高和释慧崇幽禁起来。高僧释玄高曾一度身居宫廷、调解当今皇帝与太子拓跋晃的矛盾,慧崇则是当时朝中尚书韩万德的皈依师父。两位高僧被囚禁不到半个月,就在平城去世了,尸体被草草地埋葬在城南的荒野当中。
魏主拓跋焘更大规模进行的毁佛运动,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三月。起因是因为胡盖吴谋反,导致关中骚乱。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是率领军队亲征,当他进入长安时,其马夫在寺院的麦田里放牧,魏主拓跋焘进寺看马的时候,发现寺内有僧人正在饮酒。他于是派人查验僧众的素房,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兵器。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见此情形,顿时勃然大怒,说这些兵器本非沙门所用,难道他们与盖吴通谋反吗?于是太武帝拓跋焘责令士兵清查全寺,又在寺内搜查到大量的酿酒用具,以及州县地方长官和富豪寄托或是隐匿的财物,数量竟然达到数万之多。并且发现在寺内的密室里面有男女淫乱的物证。
当然,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佛教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严重影响了北魏的经济结构和赋税收入。
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称之为僧祗户。僧祗户每年需向寺院输谷六十斛,而寺院却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埋下了朝廷和寺院间矛盾的伏笔。当僧众人数少,依附人口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双方的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的人数多了,又不能有效劝导民众,甚至包庇一些叛乱人员,严重影响朝廷税收和统治秩序时,双方的矛盾就变得很突出了。每当寺庙多一个僧徒,即意味着朝廷就少一个丁男的赋役。
当时跟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身边的臣子崔浩,趁机建议拓跋焘立即禁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是下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沙门,并且毁弃佛像。并令太子拓跋晃通令天下四方,一体推行毁佛措施。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诏敕书中说:佛教本是虚妄的,末世昏君乱主多被佛教所惑,以致不行政教,大乱礼仪,而鬼道(佛教)从西域传来,在华夏兴盛,蔑视王法,从此以后,国家代兴祸乱,而百姓多灾多难,王化之地亦为荒凉,乃至千里萧条,不见人迹,这一切都是由于崇拜佛教所导致。
并且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此发誓,要除伪(佛教)定真,以复远古伏曦神农之治,荡除一切胡神,灭其踪迹。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是在诏书中说: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诛灭全族。“虽言胡神,问今朔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使,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魅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因此被屠杀的僧尼达有十数万之多。
这道毁佛诏令主要是由崔浩负责执行的。道士寇谦之虽然想弘扬本土道教,但是并没有因此排斥佛教。他看见崔浩和皇帝如此一起主张禁佛,并且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毁佛时,他也感到震惊害怕了。
寇谦之为了阻止这种残暴的禁佛方式,他劝崔浩说:“佛教本来教义是劝人行善,以化人心,本质是好的。僧人有好有歹,不代表是佛教的过错,如此残忍禁止,也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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