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着书立说，成就斐然
（一）编纂巨着《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可谓漫长而艰辛。司马光自嘉佑年间就开始准备工作，他平素喜好读史，深感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虽多但文字繁冗、纲目不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的史书。
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分为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三个主要阶段。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广泛查阅大量史书、文献和记载，搜集古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各种资料，为确保资料准确性和权威性，进行严格考证和核实。在整理与分析阶段，司马光采用系统方法，将收集到的资料按照年代和事件进行分类整理，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原因，注重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影响，对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行为进行描写和分析。
在文风与体例上，司马光选择简明扼要的叙述风格，以平实的语言、简练的文字，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叙述和分析。他的文风简洁明快，注重事实描述和思想阐述，使《资治通鉴》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资治通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涵盖了从公元前 403 年到公元 959 年共 1362 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作为历史的借鉴，为后世提供了极其有利、重大的阅读意义。它虽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但所包含的时间长，且取材广泛，保存的史料尤为丰富，在古代史学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为后世史家所推崇。
（二）其他着作及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也是其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该文集共八十卷，内容丰富，包括赋、诗、文、章奏、谥议、制诏、表、序、记、传、铭、箴、颂、原、说、述、赠、谕、训、乐词、论、议、辨、策问、史赞、评议、《疑孟》、《史郯》、《迂书》、碑志、祭文等。
司马光在文学上，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他的代表作还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等。
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 “道学六先生”。
在书法上，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融入了隶书传统；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
司马光在多个领域的钻研成果，展现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五、关心民生，政绩卓着
（一）深入民间，了解疾苦
司马光在任地方官员期间，常常深入民间走访，切实了解民众的疾苦。他不满足于坐在官衙中听取汇报，而是亲自走到田间地头、百姓家中，与他们交流谈心。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深刻认识到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
（二）推行改革，减轻负担
基于对百姓疾苦的深刻认知，司马光积极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主张 “利民” 才能 “安国”，建议皇帝采取 “养民” 之策，减轻繁重的赋税徭役。例如，他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少农民的田赋和杂税，让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收入用于维持生计。同时，他还倡导开源节流，严惩贪官污吏。对于那些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司马光毫不留情地进行弹劾，为百姓伸张正义。
（三）关注边防，保障安全
除了关心百姓的生活，司马光还关注边防事务，为保障百姓的安全付出努力。在边防组织 “义勇” 一事上，他认为此举使百姓 “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于是，他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 “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虽然最终此事未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改变，但他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关爱和对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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