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嫌疑人控制住有诸多好处，比如可以从笔录里慢慢往回推证据，比如不会担心后期抓不到人，但是前提是，嫌疑人的判断一定要准确无误。
这种“没有证据链就敢先抓人”的方法不是没有失败过。十二年前六组因为判断失误抓错了人，社会上议论纷纷，当时的组长和副组长职业生涯受到重创，被调走后再也没有回过分局;那时候老郑和我还是六组的一个小兵，最开始我还有点看不惯老郑，觉得他太世故，事儿又多，还挺不喜欢他的。
这件事后，老郑总为两个组长的离开感到可惜，有一次我们俩吃饭聊到了这事，老郑用一种大彻大悟的语气对我说，自己今后绝不会再去做这么冒险的事儿，宁愿案子在头顶上悬着，也绝不能出错误。
但是从他当上副组长的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他的行事作风逐渐变了。那个只求稳妥不犯错误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愿意为了破案速度冒险的人。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变化那么大，难道忘记了这里面的风险吗?老郑最开始没回答，但是过了两天，他带我经手了一个幼女被杀案，这个7岁的女孩子在放学途中被一个中年男人拉去了麦田，糟蹋完后残忍杀害抛尸。
老郑指着孩子妈妈绝望、仇恨、心疼、愧疚的眼神对我说:看到了吗季洁?为了这个眼神，我都不能不去破案。我有抱负啊，我是想升职啊，但是我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啊!我完全能理解她爹妈的感受，我真受不了这个眼神。冒险就冒险吧，只要人能快点抓到，我这身官衣儿又算什么呢?
我当时只是觉得这话震撼，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后再想想，我的三观被老郑这一段话重塑，而且似乎从那时候起，我就认可了这位大哥，我们开启了十余年默契的合作生涯。
老郑平时还是很谨慎的，但是一旦遇到特别恶劣的案子，他内心“速战速决”的欲望就会突然迸发出来，这么多年里也有失误，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运气总是特别好，这些失误总会被最后成功的光环所笼罩住，所以至今为止，他依旧安然无恙，在世俗的成功和内心的理想间，他竟然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平衡。
而这次则有些不同，我们被舆论死死包裹，如果张红最后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或者说迟迟没有确凿证据、不得不放她走，可想而知她出去后，社会舆论将会给我们整个警察群体带来什么毁灭性的结果。
但是我们竟然没有一个人临阵退缩，不管是北京的专案组，还是杭州、福州的同事，大家竟然无比默契地达成了一致:所有怀疑都聚焦到了张红身上，她百分百和案子脱不了关系;没有证据没关系，挖地十尺，我们也要拼尽全力去找。
半夜杨震打电话告诉我，已经顺利接到了老爸，让我什么都不用担心。我刚松了一口气，我爸就抢过电话和我说:季洁，你是不是怀着孕还去参与三一八大案了?
我和杨震连连否认，但是我爸根本不信，他说这个案子轰动全国，他前几天和老同事聊天，知道现在是我们分局在负责这个案子，而我破命案的经验丰富，他不相信我没有参与其中。
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杨震没有挂电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对我爸说，对，季洁是去专案组了，但是您老放心，她只在后面负责审讯，没有去一线抓捕，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好得很。
我爸听完后，深深叹了气:算了，我老了，管不住你们年轻人了。她去就让她去吧，不让她去，她一辈子都会有个疙瘩。
这话如此熟悉，当时杨震找老郑说情让我加入专案组时，用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语。两个最爱我的男人，也是最懂我的男人，一个看着我长大，一个陪伴我余生，他们俩性格完全不同，但是在某些地方上又如此相似。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突然间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忽然间好想好想他们，赶紧破案吧，我想回家，回家和这世上最爱我的两个男人吃一顿晚饭。
老郑他们在镜湖旁边排查了一天一夜，周围村子和商户，挨个问了一遍，或许是他们的努力感动了上天，竟然真的有了一个重大突破:一个小孩子说，他曾在三月中下旬捡到了一条带血的运动裤。
后来紧急开视频会，我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经过:原来，小男孩的父母在镜湖旁开了一家小店，而他那天写完作业后去湖边玩，发现湖面上漂上来一个东西，像是一件衣服。因为左邻右舍有在湖边晒衣服的习惯，他便以为是谁家的衣服被风吹到了湖里，出于好心便把衣服捞了起来。结果却发现，这条黄色的裤子正面几乎全是暗红色，像沉积的血一样。他们那边有个传统:不碰带血的衣服，会给人带来灾祸。
小男孩顿时害怕了，他在远处的泥地随手挖了个坑，将这条“不吉利”的裤子埋了起来。
我们极其兴奋，但是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如何找到这条裤子?老郑说已经派了二十几个人去镜湖旁的空地里找，然而此时已经三个多月过去，小男孩记不清具体位置，没有人敢保证这条裤子还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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