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头答应着，不过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总觉得林叔让我回来住肯定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只是为了改善住宿环境那么简单。
但我也没觉察到林叔对我有什么恶意。虽然我没有猜出林叔的真实想法，可胖子的鼾声与工棚里的蚊子和臭脚丫子味相比，还是胖子的房间更让人向往。
工地上的工友来自全国各地，不过，还是南方省份的居多一些。也正是这段经历才让我直到今天也一直认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能吃苦。
来工地打工的一般都是家庭条件非常困难，要不谁肯干这和牲口差不多的活。
他们当中好多人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兜里就只揣了出门的路费钱，要是挣不到钱的话，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我在工地上认识的两个工友老马和大刘就是这种状况。老马和大刘都是从河南过来的，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乡下人。
老马有五十多岁，要不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他这个年龄已经不适合在工地上干了。
据老马讲，他家住在山村，四周全是山。家里五口人，一个老伴和三个孩子。
由于和老伴是近亲结婚，生的三个孩子都是口歪眼斜，智商不全。
家里的地在山坡上，苞米就种在石头缝间，别看山坡面积大，家家都可以随便种，可是整面山坡种的苞米都能查出个数来。
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打下的粮食省吃俭用，再加开春到山里摘点野菜，采点野果子，可也能凑活着活着。
可要是遇到个灾年，山坡上种的苞米颗粒无收的话，那就得想法子出来挣钱，要不然全家人就得有上顿没下顿。
听老马这么一说，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连我都难以下咽的土豆白菜汤，他却是喝得津津有味，就像他说的那样，不管咋说这个能吃饱。
他还说，等有机会问问工头，要是可以的话，他想把他那个傻儿子也带过来一起打工，还特意和我们强调说，他那傻儿子除了脑袋不灵光外，有一把子蛮力呢。
大刘是因为超生被罚得倾家荡产。
生儿子在大刘家的当地那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要是没生出个带把的会被戳断脊梁骨，会被说成前世造了孽今世才会断子绝孙。
大刘结婚后，媳妇倒是没少生，前三个全是丫头片子。在计划生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在生完老三的时候，大刘家已经被罚得就剩下屋顶上的瓦片了。
可怀揣着对儿子的渴望，大刘还是一狠心就带着怀着小四儿的媳妇闯关东来了。
他的经历和我多年后看的一部小品非常相似。记得当时看到这部小品时我还说了句：“这小品拍得真实，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旁边的黑子在听到我的话后用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说道：“哥，这人可真傻，要儿子有啥用，除了花钱就是花钱，我要是有下辈子的话，我就当个女的，给你当媳妇，怎么样？”看着他那黑黢黢的脸庞，我是真的想吐。
我、老马和大刘被分到一个组，负责给一层楼的瓦工供料，彼此在干活的时候互相照应着。
说实话，还是我给予他们的帮助比较多，我毕竟比他们年轻，再辛苦劳累休息一晚上第二天体力就恢复了。
可他俩就不行了，尤其是老马，经常头一天体力透支后第二天体力就跟不上，出现给瓦工断料的情况时有发生。
每每这时候都是我帮他干的，要是没有我的帮助，工头早就把他给撵走了。
大刘还好，就是他媳妇前几天闹病的时候早走了一会。他也不敢请假，工地上有规定，请假就按一天旷工算，所以他走的那段时间就得我来帮他干。正因为如此，他俩对我是非常感激，到处和人说我是个好人。
我每天晚上都回胖子那里住，可能是适应了胖子的鼾声，我已经能够正常入睡了。
随着对胖子他们的了解加深，我也就逐渐知道了他们这群人是干什么的了。
原来胖子这群人是以林叔为首的扒窃团伙，他们主要是在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周围区域从事扒窃活动。
林叔不用亲自上手，但凡是在这个区域的小偷都要按时向他缴纳供奉。
如果有不长眼的小贼坏了规矩，在他的地面上没和他打招呼就干活了，肯定要遭到林叔的打击，至于怎么处理不守规矩的人我还不了解。
他们这群人分工非常明确，有的是在公交车上扒窃，有的则是在商场里扒窃，谁也不准过界，过界了就要按道上的规矩处置。
至于胖子每天练的水盆里夹肥皂，其实就是为了扒窃在练习基本功。
听胖子和我说，要想成为扒窃高手就一定要练成三种功夫。
一是探囊取物，就是他正在练的水盆里夹肥皂。其实，他现在练的还不是正宗的探囊取物，真正的探囊取物是要在开水盆里夹肥皂，瞬间就要把肥皂从水盆里取出来，要不然手指都能烫熟了。
第二种功夫是反弹琵琶。胖子曾见过林叔展示过，就是当两个人并排坐在一起的时候，扒窃的人能把手臂反向从背后绕过来，把旁边人的财物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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