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敦谨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了并排而坐的曾国藩身上。
这位曾历经沙场的老将，自审讯开始以来，已经静坐了14天，聆听了14天，却始终一言未发，如同一尊沉默的雕像。
终于，在某个关键时刻，曾国藩轻启唇齿，声音虽轻，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审讯室：“将来只好仍照着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无奈的决断，似乎在说，经过这么多天的审讯，最终的结果，或许早已被前人所定。
郑敦谨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意识到，自己费尽心思，奔波劳碌，最终可能只是在重复别人已经写好的剧本。他的努力，他的坚持，似乎在这一刻变得苍白无力。
曾国藩的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击碎了郑敦谨心中的最后一丝幻想。
他开始反思，这一切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权力游戏和政治斗争。而他，是否只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棋子？
3月19日，春寒料峭，郑敦谨与曾国藩联袂上奏，他们的奏折行文严谨，逻辑缜密，然而细读之下，其内容与魁玉和张之万的结论并无二致，仅在细微之处有所区别。
第一点差异，奏折中特别强调张文祥是受海盗指使，并挟带私仇行刺，意在表明这是他个人的意志，而非他人指使。
奏折中明确指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这句话斩钉截铁，既排除了同谋的存在，也断绝了背后有更大阴谋的可能性。
第二点差异，则是对张文祥的刑罚进行了加重。除了凌迟处死，还增加了“摘心致祭”的残酷刑罚。
这意味着在执行凌迟时，不仅要将张文祥千刀万剐，还要在行刑过程中取出他尚在跳动的心脏，以祭奠遇刺的马新贻。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起案件已经耗费了八个多月的光阴，朝廷的疑虑如同浓雾，始终未能彻底散去。
尽管心中充满了疑问和不安，朝廷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并不完美的结局。
3月26日，一道圣旨从紫禁城发出，同意奏结此案。这不仅是对案件的官方定论，也是对这场漫长审讯的终结。
4月4日，张文祥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了凌迟处死，其刑罚之残酷，令人不忍目睹。随着行刑官的手起刀落，张文祥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而他的心脏被取出，以最古老的仪式，祭奠了遇刺的马新贻。
场景八：无声的告别
随着案件的终结，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的使命也画上了句号。
他没有等待张文祥的处决，而是选择了匆匆离开江宁府，仿佛每一分每一秒的停留都让他感到沉重。
曾国藩和其他官员为了表达敬意，准备了礼金，但郑敦谨却分文未取，他的拒绝不仅是对物质的超脱，更是对这场司法闹剧的无声抗议。
在江边，曾国藩亲自送别郑敦谨。
江风凛冽，郑敦谨的目光坚定而遥远，他没有回头，没有言语，径直踏上了离去的船只。他的背影，如同他的心情，充满了决绝和释然。
郑敦谨没有回京复命，而是直接提交了辞呈，宣布从此退出官场，永不为官。
场景九：慈禧的独白。
在紫禁城的深处，慈禧太后独自一人，面对着雕花窗棂外的沉沉暮色，她的内心如同这渐暗的天色，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她已经深思熟虑，对马新贻的死，她有了自己的看法。
“马新贻已经走了，”她低声自语，“湘军的人还有三个总督，九个巡抚，他们手中握有重权，遍布四方。我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死，就对他们所有人失去信任，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慈禧太后的眼中闪过一丝精明的光芒，她意识到，即使在曾国藩手握重兵之时，他也未曾有过任何越轨之举，甚至在后来主动裁减了自己的军队。
现在，他已是风烛残年，力量大不如前，不再可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
“人老了，心也该静了。”慈禧太后轻叹一声，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也带着一丝释然。
她知道，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保持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对于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她选择了宽容和理解，这不仅是对曾国藩的宽恕，也是对整个湘军系的安抚。
刺马案，作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其背后的真相一直是历史学者和爱好者热议的话题。
其中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指向了湘军的核心人物，即曾国藩的亲信、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
黄翼升所领导的水师因军纪松散而在地方上引发了不少冲突，这使得他与当时负责地方治安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命令马新贻加强长江水师的布防，而黄翼升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在公开场合与马新贻对立。
正当马新贻着手处理长江水师的指挥权问题时，他遭遇了张文祥的刺杀。
这起事件的发生，无疑为刺马案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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