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任丽丽，是不是想问原先的汽修车间，也即现在的榆坪公司，是不是在经济上占了我们修造厂的便宜。
任丽丽说，程矿长给自己下了命令，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查清楚。
真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打出程四苟的旗号，是想拉虎皮做大旗，压住我的气势？还是想借此给自己打气，掩饰色厉内荏的惶恐？
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不是正在审计吗，发现了什么问题，直接摆到桌面上说，我会逐一给你们说清楚。
任丽丽坚持要听我的答案：是还不是。
我不想浪费口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筹建的第一天起，汽修车间和修造厂之间的界限，就划分得很清楚，不存在谁占谁便宜的问题，修造厂在汽修车间身上，没吃过一分钱的亏。
任丽丽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让我做个解释。
我不耐烦地回答说，我怎么感觉你们不像审计，而像是纪委在办案，有疑问你们可以在账簿上找线索，也可以找当事人了解情况。
你们想要的答案我给了，你又不相信，再解释还有什么意义！
任丽丽被我怼的哑口无言，过了一会才说，这些问题在财务凭证上查不出来，只能通过询问当事人才能得到结果。
我不厌其烦，站起身说，这些问题我叫黄大海来回答，他是当事人，比我更了解情况。
说完，我离开了办公室，让郭秋花去把黄大海叫来，接受任副科长的问话。
任丽丽的问题都是些琐碎事，某日汽修车间向厂里借了几个工人帮忙，这些人的工资是谁付的？
某天车间向厂里借了几件工具，现在是否已经归还。
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在我的预料之中。
把汽修车间正式分离出去之前，我专门把徐冰雅、黄大海和申小涛叫到一起，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问题都采取了纠正措施。
汽修车间的性质，从国营企业变成股份制性质的民营企业，是个很敏感的事，避免不了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和质疑，我在这个问题上很谨慎，不想给人留下口实，更不想被人抓到把柄。
对现在的通榆公司来说，根本没必要占修造厂的便宜。
如果能花点小钱，将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问题消除掉，徐冰雅完全不在乎这个费用。
汽修车间开始是以修造厂的名义创建的，在大家的意识里，车间是厂里的下属单位，大家是一家人，没必要把你的我的分得很清楚。
孙建成就是这种态度，不止一次说修造厂是老子，汽修车间是正在长身体的儿子，老子给儿子帮点忙是应该的，儿子在老子的兜里掏几块糖吃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一开始也是这种想法，但接受了徐冰雅的建议，决定把汽修车间搞成股份制企业后，就改变了态度，明确要求黄大海和申小涛，把车间和厂里严格区分开来，包括他们两人在内，所有参与筹建工作人员的工资，都由车间支付，借用厂里的工具材料也要如数归还。
虽然要求很严格，但我知道肯定会有疏漏之处，不过肯定不会有大问题，所以不担心审计科的审计，也不怕其他部门的调查。
从任丽丽提的几个问题来看，肯定有了解汽修车间情况的内部人员给她提供了消息，这个人几乎可以肯定是机修车间的刘长安。
这个家伙真执着，在股东大会上被郭秋花羞辱得不轻，随后被车间的同事鄙视、唾弃，这才老实了几天，又蠢蠢欲动了。
无论哪个单位，如果有一两个时刻想给领导找麻烦的员工，都是让人头疼的事。
我不怕刘长安搜集自己的黑材料，也不担心他能揪住我的小辫，但是很恼火他时不时蹦出来闹点动静，既分散自己的精力，又破坏自己的心情。
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麻烦，最好的办法是把刘长安踢出修造厂，让他以后没有机会再聒噪，但想达到这个目的很不好办。
他只是个普通的机修工，只要自已不犯大错，我没权利开除人家，甚至连不安排工作，逼他自己想办法主动调离都做不到。
我有点后悔自己的一时之仁。
在刘长安被郭秋花丈夫捉奸在床的时候，完全可以借机请公安科把这个家伙拘留十天半个月，然后再给个处分，把他赶到井下区队去上班。
榆树坪矿有规定，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职工，原则上要调到更艰苦的工作岗位。
当时自己只想息事宁人，想尽量减小不良影响，不愿过份为难自己厂里的职工，所以放了刘长安一马，没想到这家伙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嫉恨上了我，和我杠上了。
慈不掌兵，义不掌权，古人诚不欺我也。
刘长安的事迟早要解决，但要从长计议，我现在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干。
由于有马奇忠师傅坐镇把关，生产矿车专用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提前三天完成了，而且全部一次性试车成功，很快生产出了两辆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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