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说道：“前几年以来，朝廷不再崇尚名节，因而这些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许多大臣视两宫播迁的皇帝皇后娘娘如同路人，然而仗节死义的人，在朝廷内的惟有李若水，在外的惟有霍安国，其他的再没有听说还有谁。要改变这个大势很难，因此必须拨乱反正，大力重用一些忠勇之人，逐斥一些奸佞小人，恢复朝廷正气”。
于是，李纲上奏朝廷，以宗泽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尹、东京留守；以王渊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朝请大夫、提举陕西常平公事郑骧，除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通判京兆府曾谓为陕西转运判官；以张浚为殿中侍御史。
李纲看到宋帝赵构如此依靠和信任自己，感激涕零，顿首泣谢再次上奏说：
臣愚陋无有所长，荷受陛下知遇，然而要求微臣今日扶颠持危，图取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微臣。臣以前没有在左右伺候圣上，陛下也不熟悉微臣，现在却首加识擢，付以宰柄要职，像我这样的才能怎样才能仰副框图大任责成的美意呢？然而常言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孤立寡与，始终牢记着管仲所说的害霸之言（昔管仲对桓公曰：“宫中之乐无所禁御，不害霸也；举贤而不能任，此害霸也。”），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得臣以尽志毕虑，虽死无憾。当年唐明皇准备让姚崇当宰相，姚崇提出了十件要事，皆击中一时之病。今天微臣也以十事仰干天听，陛下认为它们可以实行的，赐给大臣施行，臣才敢受命任职。
第一条是国家大政方针。自古以来，中国统御四夷，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年间这些全部丢失了。今天想战则准备不足，想和则不可能。莫若先求内自治，专门以守为策，等到我们政事修好，士气大振之时，然后可以商议大举征讨之事。
第二条是巡幸之事。圣上的车驾不可不到京师，见宗庙，以安慰首都京城民众的心情，即便是这里不可作为首都长久居住，也可以作为巡幸之路去一趟。以天下形势而言，我认为作为首都，以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都可以让当地官员提前准备一下。
第三条是关于赦令的。以前祖宗登极赦令，都有固定的样式。前日圣上登基后的赦书，那是以张邦昌伪赦书为模版起草的，比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这一条，真是泛滥不可推行，应当全部改正，按照法律规定去执行。
第四条是关于僣逆的。张邦昌为宋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应当按照法典进行正法，垂戒万世。
第五条是关于一些朝臣接受张邦昌伪命的。国家遭遇大的变故，很少有仗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朝廷的人，不可胜数。当年唐肃宗平定乱贼，对于接受伪官的人以六等定罪，应当效仿唐肃宗那样去做，以鼓励士人之风。
第六条是关于议战的。现在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应当制定新的纪律，信赏必罚，整顿军队士气。
第七条是关于议守的。目前敌情狡狯，变幻莫测，金人回去把金钱挥霍完毕之后，势必又来侵略，应当在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第八条是关于朝政的。现在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省，加强朝廷的集权权力。
第九条是关于长久任职的。靖康年间提拔、贬斥进退大臣过于轻率，一些大臣才任职不久，功效还没有显露出来，却很快把他免职了。应当在选拔的时候谨慎一些，任职后就信任他，给他一定的时限，让他作出成绩。
第十条是关于修德的。圣上如今登基不久，始膺天命，应当更加学修孝悌恭俭，以负四海之望，而致中兴国家。
第二天，皇上把李纲的十条建议中的八条颁布在朝廷大堂上， 宋帝赵构为了缓和大臣之间的矛盾，就把僣逆、伪命两条没有颁布。李纲再次上奏说：
僣逆、伪命两事是今日朝政、刑罚的主要方面。张邦昌在道君皇帝时期，在政府任职十年，渊圣即位后，把他提拔为宰相。然而，当国家祸难，金人准备找异姓之人当皇上时，张邦昌如果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敌人未必不害怕灾祸而保存赵氏。而张邦昌却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自下降伪命诏书，阻止四方勤王之师。后来，他知道天下人不支持他，不得已而后请元佑太后垂帘听政，最后再商议奉迎圣上。张邦昌僣逆始末过程就是如此。而现在朝廷大臣中竟然还有人认可他的做法，微臣请以《春秋》之法来判断他的行为。
一些人造谣说，都城之人感激张邦昌，说是因为他当皇上，京城民众才生存了下来，免除了各种税赋金银之扰；元帅府宽恕张邦昌，说他不是因为大元帅征讨他，他才遣使奉迎圣上的；而天下愤嫉张邦昌的人，则说他建号易姓，而奉迎圣上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都城市民感激他，元帅府饶恕他，这是私情啊；天下愤嫉他，这是公事啊。按照《春秋》书中的说法，皇上没有命令大臣将兵，而他将兵的话就必须诛杀；赵盾不按照君主的要求去讨贼，则书中就记载说他杀了君主。如今张邦昌已僣位号，敌人未退他却阻止勤王之师，这比特将与不讨贼严重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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