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政殿一番唇枪舌剑，根本目的在于，要兵权！
对于李煜来说，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不得不走的棋。
此前的种种行动，原则上讲，李煜根本就没有直接指挥军队，包括击杀军队中的低级反叛，使用的都是自己的私人武装。
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没有军队是万万不行的，话说，李煜不是担任着中书令吗？又是东宫太子，手中怎么会没兵呢？有兵与“有兵权”是两码事，简单地说，有兵意味着可以防守，而有兵权意味着可以开战。
那么，兵权在哪儿呢？兵部尚书卢俦手中？还是各地节度使、刺史手中？疑惑团连营、城防营将领手中？这么说也对，但都不准确，事实上，南唐的军事制度有“相对先进”的地方，真正能够掌控兵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也就是当今国主李璟。
要知道，所谓南唐，本质上也是大唐末期出现的割据政权，它的创始人杨行密，本就是淮南节度使，一方诸侯，对于军事力量的掌控炉火纯青。他亲眼看到乱世是如何产生的，更加注重对兵权的掌控，建立“杨吴政权”之后，就着手改造原有的节度使制度，没错，就是军事中央集权！这一点，比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要早了几十年。
后来，李氏代杨，烈祖李弁建立南唐政权，对于军队的掌控力度更强大，他采用的方式也更先进，就是“分而划之”，一方面，将领手中直接率领的兵力缩减，控制在一万到三万之间，另一方面，将军队番号增加，名义上可以掌控很多兵力，但实际上要整合起来，就很不容易。比如，林仁肇担任池州团练使的时候，手下军力有一万人，其中以军营驻扎方式管理的兵卒，只有六千左右，其余的则是“城兵”“乡兵”，这些军队分散在管辖区域之内，想要集结起来并不容易，从根本上防范地方威胁中央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南唐的军事制度已经完全独立于中原政权，所谓“节度使”沦为虚职，没有皇帝的特殊命令，根本就不允许设置藩镇军队！节度使能够掌控的，也只是少量的地方军队，比如宁国节度使李天富，他手下的军队，其实大部分是地方豪强（宣州刘氏）提供的兵源。
此外，还有一手也很厉害，从烈宗李弁时期，南唐就采取了多头管理军队的方式，虽然只是惯例，但除了节度使、刺史等军事行政长官，地方行政长官（如知府、知州、郡守等）也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到了中主李璟时期，把“抑制藩镇”与“文人监军”两手玩的炉火纯青，以致于很多节度使在任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年，一旦发现有人在地方的势力过于强大，就采取调任移走的方式，或者采用禁军制衡的方式。
总之，南唐军事管理在“防范造反”方面，是可圈可点的，但物极必反、事有两面，正是这种繁冗、拖沓的军事管理模式，形成了极为高能耗的战争动员方式，可以看做是被后周灭掉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话已经挑明了，就是要兵权。而且，不是李煜自己说的，是诸位大臣“联名”发起的，这就有了合法性，同时，也能打消太子要争夺兵权的怀疑。
回过味来的何敬洙、陈乔等人，有一种被“拉上贼船”的感觉，不动声色的韩熙载，则是想到了另一件事情——二王相争。
此时此刻，李煜的七弟，纪国公李从善，正在洪州陪着国主李璟。而朝廷大臣之间的“暗线”不断地报告，传出李璟身体愈发不好的消息。
一个是昭告天下的太子，法定的继承人，一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皇子，早有登基称帝的意图。
这个时候，李煜突然利用大臣联合奏请，要分一部分兵权在手中，顺理成章地往下想……结果就是，嫡庶之争！
事实上，比起李煜，文人集团更青睐李从善，不是因为李从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更大（那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李从善文采一般，如同就是小一号的李弘冀，虽然打仗的能力要差很多，并且比他大哥有心眼，能屈能伸、能认怂。
文人相轻，李煜在文艺方面太耀眼了，这帮文臣嘴上不说、心中不满，加上文人集团本质上就是“食利阶级”，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打仗的君主，保护自己，而自己只要好好的吟诗作赋、安享太平就好。
在韩熙载动自己小心思的时候，李煜已经安排清风带人进来了，也铺开纸笔了。
写，现在就写。
毕竟，能够将金陵六部官员凑齐的机会不多，门外，枢密院（金陵分部）宰执严续颤颤巍巍地走进来，老头子不容易，后面跟着刘政咨。
箭在弦上。何敬洙、陈乔等人虽然心存疑虑，可也不得不发了，更何况，刘承勋殷勤地磨墨，文官一列的没有任何异议。
要说清楚，文官中没有异议，不是说他们都同意，而是几个言官“碰巧”生病，或者是早朝的时候被车撞了，刘政咨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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