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号”事件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激起的涟漪迅速向四方扩散。对船上五名“船员”（最终证实，其中三人有军事或情报背景，另两人是雇佣的技术人员）的初步审问和信息设备的破解，证实了他们受雇于一个与“海神矿业”相关的影子公司，任务就是利用伪装接近、伺机探查甚至潜入Z-9区域获取一手数据或样本。那些微型潜航器具备高精度摄像、采样和短距离信息中继功能。
中方通过外交和公开渠道，公布了事件经过、证据（包括“海鸥号”的异常AIS记录、船体改装痕迹、被捕获的潜航器影像及部分数据），对背后的指使者提出了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要求立即停止此类危害航行安全、破坏海洋科研环境、可能损害独特生态系统的非法行径。中方强调，Z-9区域已被初步认定为具有极高科研价值和生态敏感性的海区，中方科考队将依据相关国际法和科研伦理，对其进行保护性研究，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深海生态保护，反对任何形式的商业窃密和破坏行为。
回应是迅速而激烈的。“海神矿业”及其关联媒体第一时间矢口否认，反指中方“虚构故事”、“污蔑正当的商业竞争对手”，并指责中方在“公共海域”进行“军事化科考”、“意图垄断深海资源”，其行为“威胁航行自由”和“科研公开性”。一些西方媒体和智库也开始发声，虽然措辞相对“客观”，但多聚焦于“中国在深海活动的战略意图不明”、“缺乏透明度”、“可能损害海洋科研合作氛围”等议题，对Z-9区域的独特性及其面临的潜在威胁则轻描淡写。部分与“海神”有利益关联的环保组织，也开始质疑中方暂停开采的“真实性”和“动机”，暗示这可能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国内。任务指挥中心转来了更高层级的询问和评估会议通知。预算部门对任务延期和转向带来的成本增加表示关切；部分原本对“鲸龙”系统商业前景寄予厚望的国内合作方，也开始流露出疑虑和压力。一封措辞谨慎但意思明确的内部备忘录被送到沈浩飞手中，大意是：必须尽快拿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科学成果，证明Z-9区域的独特价值远超“赤焰深渊”的矿产预期，并且证明当前转向是唯一负责任且最具长远科学和战略价值的选择。否则，项目将面临重新评估甚至被削减的风险。
沈浩飞将自己关在船长室里，对着那张不断更新数据的动态海图，沉思了许久。窗外的海，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波涛暗涌，就像他们此刻的处境。科学的直觉、生态的良知告诉他，保护和研究Z-9是无比正确的。但现实的引力、各方的博弈、资源的限制，像无形的绳索缠绕着这艘船，这个团队。
他召集了核心团队会议。气氛有些凝重。
“外部压力很大。”沈浩飞开门见山，“我们需要决定下一步的节奏和重点。是继续按部就班进行全面基线调查，还是集中力量，尽快在Z-9区域的‘感知-反馈’机制上取得突破性证据？前者更系统，但耗时；后者若能成功，说服力更强，但风险也高，任何激进的探测都可能对脆弱系统造成不可逆影响。”
苏桐首先发言，她的眼中布满血丝，但目光坚定：“指挥，基线调查不能停。我们正在构建这个生态系统的‘生命图谱’，每一个参数都至关重要。没有完整的基线，任何所谓的‘突破’都可能建立在误解之上。而且，我们刚刚观测到，Z-9系统对外部扰动（包括我们之前的声波驱离和不明潜航器的活动）似乎有一种缓慢的‘自我调节’迹象，但过程非常微妙。我们需要时间观察其恢复过程和稳定态。”
陈锋推了推眼镜：“技术升级这边，自适应算法框架已经有了雏形，但需要Z-9区域更精细的地质和能量场数据来训练和验证。而且，我们也在尝试设计一种极低能量的、模仿自然波动的‘探询信号’，希望能与Z-9系统建立更温和的‘对话’。但这需要生态团队的深度配合，以及对反馈信号的精准解读。”
林薇补充道：“国际沟通方面，我们提交的初步报告引起了一些真正权威的深海生态和地球化学专家的兴趣。他们私下表示，如果我们的数据足够扎实，他们愿意在专业层面为我们发声。但舆论场和利益场是另一回事。我们需要更有力的‘科学炮弹’。”
沈浩飞听着每个人的陈述，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时间，他们需要时间，但时间也是压力。保护，他们必须保护，但保护不能仅仅是被动的防御。
“我决定了。”沈浩飞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基线调查按计划推进，但抽调苏桐团队和陈锋团队的精干力量，成立一个联合攻关小组，由我直接负责。目标：在确保绝对最低干扰的前提下，设计并执行一次高度可控的、多模态的‘主动探测试验’。我们要用我们升级中的技术手段，‘问’Z-9系统一个足够清晰、但极其温和的‘问题’，然后以最高的灵敏度，‘听’它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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