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今年七十三岁，在满朝的年轻一代中是个另类。
七十三、八十四是老人的两道坎，公孙弘丝毫不见败象，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白发长须，每次上朝，飘飘然欲赴瑶池仙会。
公孙大爷是典型的大器晚成。淄川国薛县人，淄川国就是当年文皇帝裂齐国为七的之一，薛县大约在山东省青州市附近。
公孙弘年轻时当过一个小小的公务员，狱卒，恐怕连当年刘邦的亭长都比不过。可能是因为不识字，没文化，公孙弘出了岔子，被辞退了。
公孙弘找不到工作，去养猪了，这一养就差不多二十年。
四十岁时，某天公孙弘如被闪电劈了一般，福至心灵，无比清醒，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少了什么。
公孙弘去读书了，不惑之年，从零开始。主修儒家，辅修其他学派，这也是齐鲁地区读书人的传统了。
数年后，全县都知道了公孙弘；十年后，名满淄川国。可惜那个时代是文景时代，无事之秋，公孙弘这种民间学者出头的机会几乎没有。尽管没有前途，公孙弘还是坚持在家呆着，没有出门游学，她有个老娘需要养，父母在，不远游，尽管是后娘，公孙弘觉得，后娘也是娘，该养一定养。
等到六十花甲岁，有个大好机会从天而降砸中公孙弘，新皇帝刘彻即位了，并且向全国发布求贤诏，淄川国人的推荐名单里就有公孙弘。
公孙弘来到长安，受刘彻接待，封了一个博士的小官职。不久后刘彻派给他一个大活，去匈奴访问。当时还是和亲政策，公孙弘的行程很顺利，回来后，向刘彻汇报。至于汇报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好妄加猜测，只是刘彻对公孙弘的汇报非常不满，说他是庸才。
公孙弘也没争辩，而是默然递上了辞呈。走就走吧，刘彻也没挽留。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在不满二十岁的刘彻眼里，大概也是个老而无用的形象。
公孙弘回了老家淄川国，再次沉默起来，倏忽间又是一个整十年。刘彻第十年，长安又向全国发了一次求贤诏，淄川国再次推荐公孙弘。
公孙弘不想去了，他说我上次已经去了，皇帝看不上我，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折腾我了，找个年轻人吧。有关部门去找了一圈，又找回来了，公孙老先生，还是您去吧，这是皇帝下的令，我们不能随便找个人就推上去，您受累，再去一趟吧。
于是，年届古稀的公孙弘第二次踏上了去长安的路。
刘彻出题策问，四方贤良们跟考试答卷子一样，这叫对策，前文说过。公孙弘在这些人里还不是最老的，最老的是辕固。辕固前文出现过，当年景皇帝座下的博士，跟另外一个黄博士差点打起来，后来被窦老太太叫去训话，嘴硬，被老太太扔野猪圈里，单挑野猪。
就那位，今年九十多，也被推荐来了。
下到二十岁黄毛小儿，上到九十岁垂垂老朽，同殿对策，这种场景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所折射出来的，乃是大汉帝国堂堂大时代，大气象。
贤良们的对策，要先经过太常令，批阅一番，排一排名次，再报给刘彻看，好让皇帝有个先后选择。
公孙弘的对策排倒数第一。
刘彻对于求贤这件事，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绝对不是做做样子给天下人看，所以不管名次先后，所有的对策答卷，刘彻都要全部认真看一遍。正因为刘彻的认真，公孙弘的对策，由倒数第一，一跃而被刘彻定为榜首。
公孙弘的这次大跃迁，基本与运气无关，其背后有大大小小的历史和现实背原因。
从刘邦建国开始，反思秦亡就是一个课题，一种思潮，刘邦时期的陆贾，刘恒时期的贾谊，都是其中翘楚。刘邦/吕后、文帝、景帝三代人也确实亲力把反思的结果付诸实践：
秦朝完全中央集权家天下，那我就分封诸侯；
秦朝滥用民力，那我就无为而治；
秦朝打匈奴打南越，国家负担太重，那我就和亲，谁也不打；
秦朝老百姓赋税太重，那我就把税率定到3.3%；
秦朝法律太死太硬，那我就简化软化，粉饰包装一番，大搞以德化民
……诸如此类。
效果有好有坏，时好时坏，比如分封诸侯，前期可以稳定国之根基，后期成了祸害；比如自由经济后期造成比较严重的贫富不均，但是瑕不掩瑜，积极影响完全盖过消极影响，要不然后代文人也不会论及盛世必言文景。
到了刘彻时期，这股反思风潮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有愈演越烈之势。
什么东西到了极端，大概都会背离原始轨道，人长太高会驼背，竹子长太高会弯。反思秦亡这个概念，在刘彻时期，进化成了几乎毫不相干的俩字：崇古。
这是矛盾的结果。
汉承秦制，无论在外围怎么修改美化，核心还是秦始皇那一套，以法治国，以法治民，所谓霸道治国。
这一点谁都明白，高吕文景时代的学者，不否认这一点，反思秦亡就是反思，秦朝好的方面沿用，不好的改进，就是上文刚提到的那些，对秦朝的肯定其实是大过否定的，反思但是不反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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