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每天天亮前，他就钻到村南大桥下练习讲话。“同志们！社员们！今天开个会！给大家讲几个问题！一！首先！讲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风！二！讲生产问题！不要逃奸耍滑！不要出勤不出力！三！记工问题！不要做得少！记得多！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依靠广大贫下中农！……”
在寂静的清晨雾霭中，他忘乎所以地拉长声给那些桥墩子作报告，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真是一大创举，没有毅力的人是不敢亲力亲为的。他的不连贯的呐喊声，惊动了不少早起办事的人，谁都觉得可笑。有人断言：“这人疯了！”、“神经病”、“又不唱戏，吼啥嗓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薛弥关的嘴皮子锻炼的能说会道了。他能在一个问题上由原来的三言两语，拉长到半个小时。后来竟然能滔滔不绝的讲上几个小时。在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常常被他的讲话弄得精疲力竭，他在上边讲话，社员们在下边丢盹，实在熬不住了，纷纷退出会场，回家睡觉去了。他本来眼睛不好使，仍然得意洋洋地眯缝着眼在高谈阔论。会场内鸦雀无声，他还以为社员们在专心听讲呢，直到下半夜，口干舌燥了，需要补充水分了，才发现人们都走光了，他只能叹着气说：“娘的，牛都跑了，还弹啥琴哩！”
薛弥关的仕途并不一帆风顺，他也有过倒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红卫兵小将五花大绑起来押上街头游斗，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属于“被打倒又踏上一万只脚”的“阶级异己分子”。
事情出自吕耕田的偶然发现，苟成艮的检举揭发。因为薛弥关之前曾在村中间那个快要倒塌的碾房墙壁上，用没烧过的木炭写过一首讽刺贫富差别大、社会不公平的顺口溜：“石碾隆隆响，粗细自然分，富食米和面，穷吃皮和糠。”
在今天看来，字里行间并无什么大不敬之意，而在当时，却被吕耕田他们解读为“反诗”。吕耕田说：“俺早发现了，就是找不到写这反诗的人是谁，要不是苟成艮同志揭发出来，差一点被薛弥关这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蒙混过去。你们想，现在是集体化了，社会主义了，咱们都干一样的活儿，分同样的粮食，吃同样的饭菜，谁穷了？谁富了？这不是有意诋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红卫兵司令金大浪说：“证据在那儿摆着，罪名成立，斗狗日的！”
于是乎，薛弥关被无产阶级专政了，声讨薛弥关的大字报雪片似的贴在大街上。奇怪的是每每清早起来，昨日的大字报被另一派的大字报覆盖住了，写得满满当当的尽是夸赞薛弥关、为薛弥关鸣冤叫屈的内容。两派的交织恶斗，可把薛弥关弄惨了，他不知道该向着谁说话，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就那么回事儿，斗来斗去，那堵写着反诗的土墙雨后倒塌了，再也拿不出新的证据了，薛弥关被“挂起来了”。那时候一说“挂起来了”就等于没事了。
村里一帮青年人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革命小将们点名叫薛弥关扮演反面人物座山雕，薛弥关白天仍在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到大队部排练节目，他像个没事人似的，谈笑自若、模仿到位，演得十分逼真。这中间他抽时间写了不少心得体会，抒发自己内心的痛苦与彷徨。
在一次文艺汇演中，他的心得笔记本，被县文化馆馆长看过了，馆长说他是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珍珠，从此他的好运来了。很快，他成了被挂起来的人中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当权派。很快又站出来，回到领导岗位。
那时候，社员们搞点小偷小摸，是常有的事。他可不像苟成艮那样，抓住男的，打两嘴巴子，臭骂一顿；抓住女的，拉进青纱帐“私了”完事。而是必须在大队部高音喇叭上做检查、下保证，认罪认罚。而且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不留情面。因此，贼发生盗事件明显减少，学雷锋做好事的人明显增加。他被公社树为典型。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他又赶上了亦农亦商的好机会，被抽调到其它地方工作，二年后，由于工作出色，转为国家干部，真是一步登天。
他被分派到多山县偏远的松柏坡公社工作。权位有了，权威有了，大山深处，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有的是漫山遍野的大森林，廉价的木材，珍贵的药材。贫困但倔强的山汉们，只知道靠山吃山，不理会谁是他们的父母官。你要木材吗？俺们有的是力气。就这样，他的两个小舅子在他的庇护下，半夜三更到他管辖的地盘倒运木材，沾了大光，发了大财。短短几年，原来出名寒酸的薛弥关，一下子鸟枪换炮了。土窑洞变成了青砖大瓦房，儿女们都进了重点学校，那生活真真是蒸蒸日上。
一步顺，步步顺，他又碰上一位比他更爱才（财）的上司，他被调到县法院当了副院长，成了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虽然政绩平平，却能给儿女们疏通就业门路，儿子毕业后到省城省城上班了，女儿守着他不离本法院工作了。亲家也是法律部门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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