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情绪和意义的转换如今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呢?我曾同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老者交谈,他是对冲基金行业的先驱之一。他告诉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最优秀、聪慧之人大多不想进入金融界,而是想从事教育和科学。他们想教育年轻人,把人类送上月球,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当时主流声音告诉他们:你们能做到这一点。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感到社会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社会进步远不如以往那般乐观,甚至都不知如何为此下定义。文化之争将人们分帮分派,犬儒主义开始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雄心勃勃、最富有才华的人都想进军商界和金融界。当时的看法是,除非你是拥有高薪的专业人才,否则你无法有一个充实、自由的人生。老人告诉我,“这种想法是不健康的”,他是对的。他对哲学家与学者的分析表示认同。但他的结论不是来自对思潮的观察,而是看到这种社会变化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他经历了社会工作观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变迁。
后现代主义崇拜“无目的的手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中,这种偶像崇拜透过虚夸、欺诈和利己行为体现得淋漓尽致。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为英国《卫报》撰写文章时,回顾了2012年6一7月的报纸头条。她看到:巴克莱银行和其他银行串通操纵利率;汇丰银行集团因2004-2010年未阻止洗钱(“没有阻止一场非常有利可图的活动”)被罚次10亿美元;2.15亿美元的客户资金在百富勤资本“失踪”,其创始人自杀未遂,面临刑事指控;富国银行同意支付1.75亿美元的罚款,因为在具有相同的信用评级的条件下,银行自动调高非洲裔和拉美裔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使其高于白人借贷的成本(“这又是一桩很有利可图的行为”)。美国银行和太阳信托抵押贷款也因同样的原因被罚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是银行家们通过将大量的抵押货款打包,以此隐瞒了这些贷款本身较低的价值,再将这些打包的贷款出售给市场,从中获利。
伍尔夫的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连串令人悲哀的现象的结果:“媒体“坏苹果'的理论不再起作用。我们看到整个银行系统都在腐败,而且是系统性的相互勾连。”
拥有更多政治自由主义情感的人很快就能够察觉商业领域中“无目的的手段”的后现代主义偶像。但他们对另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却不甚敏感,即我们并非从家庭和社会关系中,而是作为消费者来确认自我。我们通过选择购买某些品牌,为自己打造一个面具,并通过网络世界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此现象不仅冲击了金融界,同样也对媒体、娱乐和营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和教会里许多从事营销和广告业的会众交流过,现在业界已经从宣传产品能带来的益处,转向宣传产品能带给消费者身份和生活质量。耶鲁大学哲学家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指出,现代文化将幸福生活定义为“顺风顺水”,充满了可体验到的享受,而在古人看来,幸福生活的意思就是活得更好——有品格、勇气、谦逊、爱和正义。因此,市场营销的工作和促销手段就是向顾客保证他们的产品不仅性能优良，而且能给顾客带来幸福。
我曾与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交谈,他们都是广告经理,而且都正在考虑离职。那位女士的公司仅有两家大客户,都是化妆品公司。“这些化妆品公司希望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他们的产品能帮助你最终找到爱,并且爱自己。而这种观念害人不浅。”男士的客户是跑车公司。他不止一次以性感作为卖点来进行营销。他为此备感压力。他们两人曾拒绝这种作法,但遭到强烈反对。最终男士没有离职,而是继续工作,因为他把卖点从“性感”变为“高性能跑车”。他的方式十分巧妙、令人信服,让客户和他的公司都感到满意。而那位女土却没有成功,她不得不离开公司,重新创业。
基督徒认为,当我们售卖和营销产品时,我们需要向潜在客户展示,我们的产品能够为其生活带来“附加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产品可以提供给他们某种生活。但是因为基督徒对人类“美好生活”有着更深的理解,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在当下文化的群体偶像中挣扎。
?为我们的工作寻找希望
我们一直在描述工作的目的以及所出现的问题。即使我们找到了自己想做的工作，而且身处最好的工作环境,工作破碎的本质仍会让我们身心俱疲。你可能会问:“工作的希望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工作?”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意识到上帝的旨意和计划?这个目标能实现吗?还是仅仅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对明天的会议或明年的职业生涯变化没有任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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