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说：“确实。”他拿起餐巾捂住口鼻，打了个喷嚏。
年轻人说：“要是多上网，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女巫猎人。”
光头说：“更多的是不懂装懂的。我有个朋友——噢，他并不知道我做多媒体艺术——他的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安迪·沃霍尔和吉姆·戴恩的作品，每次去个艺术展都会拍照发出来，扣上‘有张力’之类的标签（比较可笑的是有时候完全相反）。有一次我领他去看我的艺术展，我问他看出了什么吗，他说他其实也看不太懂这些东西，然后——你懂的。”
“还有人大骂艺术呢，”年轻人说，“到处都有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家伙，你说服不了他们。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艺术的地位被你捧到了什么地步艺术这种东西就是对社会毫无作用的玩意你怎么吹捧也改变不了。在他们眼里艺术甚至是有罪的——不过是极端个例。他们并不信仰艺术和美，更不知道艺术可以成为参与人类历史和命运的一类途径。”
“审美观也是陈旧的，总有人把克里姆特画中的情色题材视为淫秽，艺术家里也有这种遗老在。或将情色变作色情，自以为反叛其实落入低俗。”光头说，“早先受到苏式现实主义美学的强烈影响，文艺界对世界封闭导致全面的落后于时代，后来受到汹涌而入的现代艺术冲击，食古不化，发育畸形。遇上大规模商业化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几乎陷入瘫痪。”
年轻人说：“文艺的市场化其实是成功的，但真正的艺术不在市场。艺术不需要人民大众，在艺术领域里人民大众不重要，它是献给高素养人群的。现有的本国艺术家——包括你和我，还是在前辈大师的阴影下创作，而且收入上挣扎在去肯德基只敢吃疯狂星期四的边缘，没有胆识，也没有余力。就算前人的井快枯了，也不敢去挖自己的井。”
“收入是主要问题。靠做艺术养活一个人愈难，产生杰出和伟大的艺术家的可能性愈小。年轻一代里面，并不缺乏拥有最基本文化素养的人，缺的是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消灭寡头而将寡头身上的资源分给大众，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反而导致素养丧失。”光头说。“消费主义浪潮下，还没有什么没被商业污染。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去提高艺术素养。不过，假若你告诉他们他们缺乏足够的素养，他们倒会被激怒呢。”
孩子的哭声又响了起来，或许是撞到头了。我咽下最后一口汉堡，用力撕开番茄酱的小袋，差点溅到衣服上。但是要有希望，要有希望。我想。只要有钱和时间……钱。
“……问题。”年轻人咳了两声，说，“不明白美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也存在于丑陋与罪行之中。
“……没人觉得帕赫的《暴行》不美。那画的是大屠杀。没人觉得安格尔的《大宫女》不美。那画的是某些人捂着眼睛却又想看的女性裸体。有些穆斯林认为艺术，这种创造，是有罪的，因为能创造的只有真主安拉。艾米丽·狄金森说：美——并非造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错了。”
无论我书写或刻画怎样的题材，我都是无罪的。艺术无罪。
我起身就走。
* * *
我脑子里有种奇怪的想法，艺术是无罪的，苏桦也是无罪的。纸条：有罪。也许在凶手眼里，艺术就是罪恶。我想到木乃伊棕，用木乃伊制成的颜料，想到画布上未干的血迹，想到俄狄浦斯王杀死父亲，迎娶母亲。但是德罗林2是无罪的，卡斯蒂利亚3是无罪的，索福克勒斯4是无罪的。无罪！我对自己这么说。
* * *
那天下午我本不该回去找主管，如果我不去找他，可能后来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也许这是痴人说梦，冥冥中我的命运早已注定，要猝不及防踩进陷阱里去。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在肯德基邻座那通牢骚还在我脑里盘旋的时候，我决定回去向主管报告：一无所获。主管叫何斐运，四十出头，动不动“他妈”满口。别人都叫他老何，只有我阴阳怪气地叫他主管，实际上我很喜欢他。他算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还揣着那瓶干邑白兰地，忘了取出来。我把瓶子搁在桌上，玻璃瓶发出“叮”一声响，主管从电脑前抬起头来。办公楼外墙上的爬山虎新近又长了，把主管办公室的窗户完全遮住了。“什么时候请人来把爬山虎剪剪吧，太不成样子了。”我说，“或者买一套工具，我们自己动手。”
“哨站的假招牌上两个字掉了一撇，是不是该修一修了？有些墙皮都鼓出来了，是不是也该刷一刷了？咱们的年终奖有几年没发了？”主管嘲讽地说，“哪儿都争着跟我要钱呐。”
“苏桦的事情。都一周过去了，我什么也没找到。”
“没找到就没找到吧，这事就不像能查出什么的样。”他把烟灰缸里的灰和烟屁股抖到小垃圾桶里。“怪咱们命不好吧，照那些还在任上的老不死的说法，基金会以前不是这个样。偏偏咱们还是被以前那辉煌假象骗进来的，而且咱们进来那一刻就已经出不去了。但你怨谁呢？不应该？凭什么？但他妈的上头肯定会告诉你：我们也很无奈啊没有办法啊。别想着朋友死了他妈的基金会能帮你什么，这事情不是咱们这帮臭哨站的管得了的。日他妈的基金会现在连员工的小越界都管不了啦，你以为你前女友放以前能活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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