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莫非想采取府兵制?”
黄纵犹豫道。
府兵制，乃是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换句话说就是全民皆兵。府兵制度下，全国各地被分成若干的兵府，没有作战任务时，府兵就是自耕农，在农田里耕种，进行农业生产。而农闲时间，集体进行军事训练，等到有作战任务时，府兵需要自带干粮，兵器，战马前往所在的兵府报道，然后服兵役，替国家作战。
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凭借着府兵制，而纵横天下的。而这一兵制，也造就了历史上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只能说，忠义军现在的征兵，也是全民作战，但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唐朝的府兵制，均田制与其合二为一，互相支持。朝廷均田给百姓，百姓无偿服役于朝廷。大宋在土地兼并上放任自流，厚待富绅而薄待底层百姓。百姓和朝廷无土地之瓜葛，爱国之心从何而来? 富者骄奢淫逸，身乏体困，沉溺于酒色，又那里有爱国之精力?”
《宋史》称:“豪强兼并之患，至今而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不可为之势。”
宋朝的土地制度，“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既不均田，也不对土地买卖限制或打击，反而对土地交易进行保护，对于历朝历代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唐朝立国后实行“均田制”，抑制兼并，平均占田和按人丁纳税，也创造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随着制度效力的逐渐消散和灾荒、战乱的发生，唐朝中期以后大量人口失地逃亡，原有的税收模式难以为继，“均田制”土崩瓦解，“两税法”应运而生。
“两税法”的特点是“舍人税地”，依据土地资源而不是人口去征税，宋朝继承了这种财税思想，把征税的重点放在土地上，土地兼并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土地兼并，导致富者田连阡陌，却担任很少的税负；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弱之家地薄赋重，生活陷入困苦，贫富差距加大，“两税法”无疾而终。
宋朝严重的贫富分化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有者无不是士绅之流，比如历史上有名的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
王松侃侃而谈道:“自宋以降，凡一百八十年，农民起义就层出不穷。不知各位注意过没有，每一次的起义，起义军都把“均贫富”作为起义的口号。宋初，成都茶贩王小波、李顺等人因“贫富不均”而揭竿而起；宣和年间，山东宋江三十六人共举义旗，提出的就是“劫富济贫”的口号；也是宣和年间，江南方腊起义，“无分高下”；还有几月前，荆湖南路洞庭湖的钟相、杨幺起义，他们提出的“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也是针对的天下贫富不均的现实!”
王松正色道:“而这一切，都是朝廷对土地兼并放任自流，置之不理的恶果。如此一来，即便是太祖再世，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只能眼睁睁看着金人南下，肆虐各地，百姓苦不堪言，生灵涂炭!”
国家之战士，自然是来自良家子，在大宋这样的农耕社会，自然是广大土地上的农民，这也是士兵的来源。但是，大量的土地兼并，农夫都成了无地的飘客，国家又到哪里去找好的兵源。“飘客们”自然也就没有了为朝廷效力的热情。
“一旦百姓人口增加，人均土地必然减少。贫富差异必然导致贫民丢失土地。土地兼并盛行，农夫失去土地，被迫依附于地主，生活日益困苦。朝廷掌握的“公田”成了大小地主控制的“私田”，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均田制土崩瓦解，府兵制也就无法再继续了。府兵制无法继续，就只能是募兵制了。”
半天没有说话的李若虚，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他家本身就是曲周县的大地主，自然是感受颇深了。
“怪不得金人南下，朝廷的这些禁军一触即溃，原来根本是在这里!”
朱梦说摇头道:“听相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看来这土地兼并，事关根本，是不得不要解决了。!”
王松郑重道:“不但授田势在必行，均田更是重中之重! 这些事情，可就要麻烦各地的官吏了。”
“马荣兄弟，进来坐，一会军中的几个老弟兄都会过来，大家好好聚一下。”
看到马荣站在门口，王松轻轻点了点头，亲自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了马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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