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11月30日清晨，解放军冒着山城冬雨，从南岸弹子石奔赴大溪沟电厂，厂房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群众们高呼：“我们胜利了！”经过一天一夜的不懈斗争，大溪沟电厂终于完整的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机器依然轰鸣，电流依旧强劲。此时，东升的旭日扫清了山城的迷雾，为山城带来了新的“光明”。
江陵机器厂职工校的老师们还给学员们讲了重庆原21兵工厂，工人们的护厂斗争。
根据上级指示，刘兆丰、蒋仁凤和卢光特等同志研究决定：全体动手护厂护校。重庆工会系统立即研究了护厂的部署，卢光特与各“股头”的同志分析上层动态和群众思想，由于有的单位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说：“工厂、机器是我们的衣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同志们就利用这种情绪，去宣传鼓动群众，收到很好的效果，连家属也积极响应。感到困难的是上层工作，在工厂的党员，多半在下层(过去还力求在下层发展)，最高层的不过技术员、副工程师。平时不接触上层，直到11月间，才打开上层的门路。
护厂斗争的领导也有变化，1949年的9月、10月，工会没有估计到重庆会在11月解放。仍由黄友尚、彭吉安、王尧弼等分别传达上级指示，与各“股头”联系，研究工作。11月初，敌人方面显得紧张了，工会也加快了工作。为加强上层工作的领导，工会决定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组成一个护厂领导小组，王尧弼负责。王尧弼在抗战初期入党，后来考进交通银行作练习生，长期在职业青年中工作，社会经验较多，适于应付上层人士。刘家彝也是抗战初期党员，长期在工业界工作，是29厂的老职员、副工程师。二人都比黄友尚年长，三人集体研究，处理问题要周到稳妥些。
21兵工厂党支部的主要成员有赖宗瑜、蒋金土、郭恒、谢廷梁等。21兵工厂附设一个技工学校，毕业生实际上分在各兵工厂。支部在该校工作较有成效，培养大批进步学生与职工。蒋金士、谢廷梁便通过他们鼓动青年工人，在21厂组成100来人的自卫队。赖宗瑜发起的职工联谊会则主要在职员中活动。家属在村子里以防盗为名组织起来，实际上是防特。在上层方面，赖宗瑜等通过技校校长蒋某与厂长俞濯之产生联系。俞濯之曾是李承干的秘书主任，李承干是国民党的兵工权威，21兵工厂的老厂长，后调伪兵工署，兵工系统许多厂级官员，曾是李承干的部下。1949年10月左右，李承干已去北京，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赖宗瑜用这件事使俞濯之相信党的政策。俞濯之表示愿意为护厂出力，暗示要见到党的代表才放心。以前赖宗瑜没亮身份，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可以找到党。经党支部研究，拟定了谈判的条件和方式，认为需要一个厂外的人出面才好，便由黄友尚到俞濯之的公馆谈判。俞濯之的态度比较真诚，介绍了兵工系统的情况。工会提出三条：俞濯之本人不离厂并号召职工严守岗位；必要时打开仓库，把枪支发给工人自卫；命令工厂的警卫队倒戈。俞濯之同意前两条，第三条他说办不到。后来，赖宗瑜又通过别的关系，把厂警队队长李某某策反过来。这样在重庆解放前夕，21兵工厂厂内唯一的破坏力量就是稽查处。由于停产，各车间关门、门禁封闭，任何人不准通行，稽查处特务威风大灭，纷纷作逃跑准备。到1949年的11月28日，敌人派交通警备旅(特务武装)包围工厂、强行运进数百包炸药，放在发电所和工具所、步枪所。交警刚撤离，工人群众就开始拆除炸药。结果工具所、步枪所的尚未引爆就拆完了。发电所的两部发电机(容量1500千瓦)，一部炸了透平，另一部炸了机组。重庆解放后迅速合成一部，恢复了供电。损失最大的是刘家台药库的爆炸，声震市区，附近民房倒塌，伤亡了不少居民。
重庆21兵工厂工人在护厂斗争中的英勇气概，涌现了不少的英雄人物。万东康烈士，当特务围厂准备爆破时他担任修机所看守，敌人令他离开，他坚持不走，令他抬炸药，又断然拒绝，特务用枪托把他打成重伤，职工们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吴坤山同志，当时已60岁了，他在拆除炸药时，下定以身护厂的决心，甘冒触发引信的危险，第一个上前抢出炸药，群众一涌而上，赶在引爆时刻拆除了全部炸药。他深受党和工人的尊敬，重庆解放后公推为该厂第一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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