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刘勇强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都被欧洲人排挤在了瓜分非洲的行列之外。
说白了，还是实力问题。
大汉刚刚经历了那么大一场战争，虽然借到的钱足够应付战争，可这些钱是要还的，几年之内的财政都会非常紧张。
但也不会撑不下去，毕竟现在大汉的人口已经超过一亿，还建立了现代的金融体系，尽管技术还不够先进，工业化程度还很不够，但依然是一个迈入了工业化行列的国家，哪怕工业化水平和程度跟俄国有的一拼，那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力量了。毕竟欧洲人可从来没敢忽视俄国。
战后刘勇强紧急推进了几项事业，一个是所有洋务企业被出卖，这是打着财政困难的旗号，这些企业都靠财政拨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沈葆桢的福州船政局，其中除了一座海军学校，刘勇强没有一点看得上眼的。于是直接卖给了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公司，对方出价600万两，得到的是两艘万吨级军舰订单，以及一艘在福州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万吨级军舰。
同时变卖，甚至可以说是贱卖的还有福建缫丝局等洋务企业，作为一家企业，这些企业不纳税，还要财政往里搭钱，这能说的过去？
福建缫丝局在福州、漳州都有工厂，全部卖给了胡雪岩。为此刘勇强顺手拉了胡雪岩一把，让他从囤积生死中活了过来。
胡雪岩这个人很难评价，有人说是买办资产阶级。刘勇强看来，他更复杂。红顶商人，官商资本，这些标签他都有，但说到底还是个眼光锐利的私营企业家。他之所以在上海囤积生丝，是因为敏锐的发现了江浙地区的气候异常桑蚕减产，于是判断蚕丝会价格大涨。于是出巨资囤积生丝，一度将一些实力强悍的洋行逼的濒临破产。可当蚕丝涨到每包17先令4便士的时候他也没有出手，而此时伦敦的丝价是每包16先令3便士，已经出现了倒挂。
结果意大利生丝丰收，胡雪岩爆仓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罢免他的顶戴，让左宗棠查办他。有人说这是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权力之争，李鸿章要打垮左宗棠就要打垮他的钱袋子胡雪岩。未必有那么复杂，如果不是胡雪岩自己出现了失误，别人是没机会打倒他的，李鸿章也不行，因为左宗棠会保他。他的失误已经是左宗棠这个两江总督都保不住的程度了。
左宗棠保不住胡雪岩，刘勇强可以。就在胡雪岩的产业要被查封，四处筹资无门之际，刘勇强指示科利银行以胡雪岩在上海新建的缫丝厂做抵押，贷款2000万两银子给他，这让他度过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终于挺了过来。随后抛售生丝，虽然没有赚，也没有亏。
度过危机之后，胡雪岩的老家浙江一年后就并入了大汉版图，他这个私营企业家也就成了刘勇强的臣民。这次刘勇强专门给他递话，让他收购了福建缫丝局旗下的产业，就算投桃报李他都得接手。
囤积生丝危机之时，胡雪岩已经开始转型为工业资本，他在上海投资的缫丝厂，投入了2000万两银子，所以才能抵押那么多钱出来。他本人还有阜康钱庄这样的金融企业，至于胡庆余堂这样的药企，可以当成资本家回馈社会的方式，主要销售平价药。
钱庄加缫丝厂，这模式相当于日本财阀了，以金融业为核心，外加各种工业企业，刘勇强对他充满期待。
救了胡雪岩后，但因囤积生丝而引发的上海金融业危机还没有结束，作为东方银钱行会会长企业，科利银行虽有央行的地位，却没有央行的权力。刘勇强再次加强，终于彻底授权科利银行大汉国的发钞权，新货币以银两为单位。
借助大汉发钞权，科利银行组织第二届钱业大会，大撒币救了一批信用良好的钱业公会成员，保住了核心骨干。这次大会之后，金融危机慢慢落地，余波可能还要震荡几年，但破产潮结束了。这次大会之后，已经没有为了滥发自己的纸币，而不肯加入钱业行会的势力，因为基本破产，而且现在老百姓只认可科利银行的牌子，别家的纸币都不敢收。
大汉政府也负起了一个中央政府的义务，将从伦敦借到的1亿英镑先后投入稳定财政，这才帮助科利平稳化解了这次大危机。当然，大汉政府也借助这笔1亿英镑的投资，成为科利银行控股股东，拥有了60%的股份。科利本人的股份已经降到了1%，小银行家也只拥有2%的股份。刘勇强占30%，他甚至都可以给这家银行冠名大汉皇家科利银行了。
随着战后铁路投资重新开始，大连造船厂看不上民用市场，正大肆攫取军工订单的厚利之时，东北一家名为艾氏铁厂的公司冒了出来。这家企业来头不小，老板是第一批留洋的学生之一，名叫艾福义，外号爱负义，是刘勇强送去英国读书的那批太平军少年，自幼见惯了生死，颇为狠辣、果决。他在英国读书没读出什么名堂，虽然中规中矩上了大学，学的是化学。回国也没处安排，送进大连造船厂工作，结果跟当时的大连造船厂管理人员发生冲突，一气之下辞职加入了施耐德公司。在施耐德公司工作了十几年，工作作风霸道，说一不二。成为比较激进的车间管理者，对施耐德公司的扩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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