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是以永历帝的名义下达的。陈凯双手去接，却看得连城璧是单手递给他的，殊无敬意，这却让他的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来。待到接过手，细细看过了，那个念头便当即与眼前的事实合为一体了。
“诏曰：朕以藐躬，缵兹危绪，上承祖宗，下临臣庶，阅今八载。险阻备尝，朝夕焦劳，罔有攸济。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迁不定。兹冬濑湍，仓卒西巡，苗截于前，虏迫于后，赖秦王严兵迎扈，得以出险。定跸安隆，获有宁宇。数月间捷音叠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归版图。忆昔封拜者累累若若，类皆身图自便，任事竟无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毗予一人。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
“乃有罪臣吴贞毓、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徐极、郑允元、蔡宿、赵赓禹、周允吉、易士佳、杨钟、任斗枢、朱东旦、李颀、蒋乾昌、朱仪昶、李元开、胡士端，包藏祸心，内外连结，盗宝矫敕，擅行封赏，贻祸封疆。”
“赖祖宗之灵，奸谋发觉，随命朝廷审鞫。除赐辅臣吴贞毓死外，其张镌、张福禄等同谋不法，蒙蔽朝廷，无分首从，宜加伏诛。朕以频年患难，扈从无几，故驭下之法，时从宽厚，以至奸回自用，盗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责。此后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涤，廉法共守，以待升平。”
诏书的内容，乃是以“盗宝矫敕、欺君误国”的罪名杀内阁首辅大臣吴贞毓、兵科给事张镌、翰林院检讨蒋圪昌、李开元、吏部都给事徐极、大理寺少卿杨钟、太仆寺少卿赵赓禹、光禄寺少卿蔡宿、武安侯郑允元、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御史李颀、朱议泵、福建道御史胡士瑞、武选郎中朱东旦、中书任斗墟、易士佳、司礼太监张福禄、全为国等十八人。
一口气杀了十八个朝臣，还有大太监，其中更有内阁首辅大臣，这毫无疑问是一场足以震动天下的惊天大案。但是，这份诏书却是刚刚才拿出来的，陈凯不清楚他们是早早就已经知道了，但却没有拿给他看，还是也同样如他一般刚刚才知道。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已经死了。
“这是，秦藩，嗯，是孙可望矫诏？”
“陈抚军没有猜错，这就是孙可望那逆贼假借天子的名义残害忠良！”
连城璧显得义愤填膺，郭之奇也差不了太多，倒是李定国，却总有一份失落、痛苦隐含在愤怒之中，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十八先生之狱。”
陈凯的脑海里闪过了这六个大字的同时，郭之奇和连城璧也开始就着这份诏书，向陈凯控诉起了那个杀人者。
永历五年二月，孙可望遣部将贺九仪、张明志抵达南宁行在，杀阻挠永历帝册封其为秦王的兵部尚书杨鼎和，及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等，并且逼死了内阁首辅大臣严起恒。
紧接着，永历帝任命在秦封一事中为永历朝廷和孙可望之前进行联络的云南副使，分巡金沧道杨畏知为东阁大学士，意在向孙可望示好。结果，由于杨畏知接受了阁臣的任命，孙可望视其为背叛，便派人将其擒到贵阳杀害。
孙可望在贵阳自设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将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叠篆文改为八叠。架空永历朝廷，“时可望假天子名号令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与夺，任意恣肆。帝在安龙，一不与闻。”
永历六年五月，孙可望在一件奏疏中说：“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
永历六年，李定国攻破桂林，擒叛变的庆国公陈邦傅父子，孙可望杀之。因御史李如月弹劾其未尽永历帝而擅杀，为孙可望剥皮揎草。
在湖南宝庆府紫阳河有一株很大的树，永历七年时，孙可望观赏后封之为“树王”，树干上刻“岁癸巳秦国主”，而非永历年号。
永历八年八月，孙可望在云南昆明举行乡试，“父老相传此《题名录》刻秦甲午科字样”，而非永历八年甲午科字样。
永历八年五、六月间，孙可望曾经专程返回云南昆明，打算正式登基称帝。据说是由于选定的吉日良辰大雨如注，无法举行即位大典，实际上很可能是遇到内部阻力，诸如手握重兵的刘文秀的极力反对，以及摄于在外的李定国的势力，才未能如愿以偿。
……
孙可望跋扈自雄，视永历朝廷于无物，其麾下部将、文臣亦是巧加迎合：
所谓安龙行在，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过百家。永历帝居住的千户所衙门虽称行宫，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而王应龙在昆明为孙可望“营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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