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征麓川的战果是大获成功，说明正统皇帝对于边事非常积极，一心想恢复成祖盛世。
但是他性格中的冷血以及毛躁的特征也暴露无疑。
他变得有些飘飘然，有些好大喜功了。
以至于在正统十三年发动第四次征讨麓川的战争时，理由过于勉强。
当时思机发已经派遣身边亲信之人谢罪。
但是云南总兵官以及正统皇帝却认为其态度不诚恳从而发动了四征，已经算得上是滥用民力了。
四征麓川是正统皇帝对于仁宗、宣宗时期对待边疆政问题上绥靖从而导致宗藩体系不稳定后做出的补救措施。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均取得了重大胜利。
而且三、四次虽然名为‘征讨麓川’，实际上是深入中南半岛，打出了华夏历史上西南方向军事活动最远的战役。
四征麓川对于大明朝廷边疆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南半岛的附庸土司，如：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等都对大明朝廷毕恭毕敬，长期交税给大明中央财政。
甚至于躲在孟养苟延残喘的思机发及后人，只在几十年后，越过了一次伊洛瓦底江，但随后就被大明朝廷吓得立马回到自己地盘。
同时，正统皇帝在云南极边设立了腾冲军民指挥司以及陇川宣抚司等羁縻机构，大大加强了大明朝延对于中南半岛的投射能力从而维持统治稳定。
然而正是因为这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让正统皇帝为自己埋下了众叛亲离的隐患。
此事直接导致他与内阁的‘三杨’产生了严重的隔阂。
同时因为滥用民力，也严重影响了当时的民生。
自正统九年开始，东南出现了一些动乱的苗头。
之所以出现不稳定因素，一是由于四征麓川大量抽调了东南各省的兵力，导致朝廷在当地的防守力量减弱。
二是因为此时国库空虚，正统皇帝便想重新征收银税。
洪武时期因太祖体恤民力，对于贵金属收集几乎是没有。
从永乐年间开始，大明朝廷给银场挖矿加大数量，开始征收一定的税课。
到了仁宗、宣宗时期，课银被进一步加重。
正统皇帝上台后，免除了岁课银，关闭银场，开始与民休养生息。
直到正统九年重新开启，定额仅是宣德年间的一半，然后就爆发了东南矿乱。
东南矿乱又称东南民乱。
东南民乱是由依靠银场吃饭生活的矿工叶宗留、邓茂七等人带头的工人起义。
这里便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何正统皇帝重开银场后，仅收以前一半的税，矿工却还不乐意呢？
答案只有一个，即东南银场在正统皇帝放弃的十年间，已经被各大私采势力瓜分干净了。
正统皇帝重开银场就等于是在和这些私采势力抢钱。
叶宗留、邓茂七就是这些势力推出来的代言人。
除此之外，正统皇帝自八年开始，就在为重新下西洋做准备，大量船只开始修建，这也是导致他与整个文官集团决裂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而土木堡之变，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诞生了。
正统十四年四月，东南地区持续了五年多的叛乱，福建首先被平定。
之后正统皇帝令锦衣卫彻查叛乱起因，前福建巡按御史柳华被定罪，罪名是“擅置村楼，给兵仗”。
柳华作为御史，支持地方建立武装并给予武器，直接导致东南几个省骚乱。
而柳华这个时候已经调任山东按察使了，然后畏罪自杀。
这一点与薛三才是不是很像。
但是正统不是万历，依然抄了他的家，妻女入浣衣局，男丁全部戍边铁岭卫。
这是前任御史柳华的结局，而现任福建御史柴文显和汪澄，又如何呢？
在骚乱发生时知情不报，还与反贼头目邓茂七议和，任由乱贼攻城掠地，柴文显被凌迟抄家，汪澄则被直接杀了。
这几个御史都是京城派出去的，是内阁安排的人。
此时的内阁重臣基本上都是江浙，江西，湖广，福建的。
所以东南地区的骚乱，内阁脱不了干系。
离土木堡事发前的一个月，浙江的反贼头目陈鉴湖等六十多个人被押到京城。
这些人到京城首先被送到了刑部，三法司审完意见很统一，判决也很快就下来了，斩立决。
但是被正统皇帝拦下来了，然后这些人就被送到了锦衣卫诏狱。
这一下内阁慌了，杀了的话死无对证还好说，送到诏狱，那还不是想问出什么就问出什么。
然后好巧不巧，六月初八南京皇宫谨身殿就被烧了。
之后湖广贵州同时爆发苗乱，这次平乱正统皇帝让靖远伯王骥带着征缅甸回来的十万大军，再加上四川广西的部分兵员一共十三四万，快刀斩乱麻。
至于谨身殿被烧，正统皇帝在六月二十一借着这个由头下了一道很长的诏书。
这道诏书的前半段内容是大赦天下，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地方百姓，所有过错通通赦免，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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