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重农抑商，其实是国家垄断经营，是帝国经济模式。
这并不是大明太祖首创，这个议题其实并不新鲜。
早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在长安便举行了一场“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的辩论。
其目的就是讨论汉武帝在位时，任用桑弘羊垄断盐铁贸易所带来的‘弊端’。
当时霍光授意心腹杜延年谏言“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然后顺势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两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总共召集了六十多位来自民间的“贤良方正”（主要是儒生）来跟桑弘羊打擂台。
双方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百六十多天，成就了大名鼎鼎的桑弘羊之辩。
盐铁会议上，所谓的“贤良方正”们一上来就集火攻击盐铁专营，明确指出了这一政策是祸国害民的恶政。
比如官营制度形成垄断，货物质次价高，而且还强买强卖；
比如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导致百姓生活困苦、商人无利可图；
再比如官营制度的真正受益者唯有权贵，制造了一个依靠贪腐和假公济私的食利阶层等等。
而桑弘羊并没有直接替他的盐铁专营政策辩护，而是提出了三个问题。
没有官营制度带来的收入，大汉朝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怎么解决？
一旦遇到战争和灾害如何应对？
怎样压制地方郡国的不臣之心？
儒生无法回答桑弘羊的问题，便避重就轻。
他们以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在这场长达五个月的辩论中，桑弘羊与儒生争辩的焦点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到对外政策，从治国理念到义利之争，几乎无所不包。
不过只要桑弘羊一提差钱，儒生就大讲仁政；
桑弘羊一提强兵，儒生就高呼以德服人；
桑弘羊再提富国，儒生就大声疾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两边算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了。
“桑弘羊之问”即便在后世依旧无解。
无数人明知道这是个坑，却依然不得不闭着眼睛跳下去，因为这个陷阱避无可避。
王莽改革是如此；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张居正的变法也依旧是万变不离其宗。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经济主张，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四字而已，儒生的指责本身无错。
可是与民争利的本体并非桑弘羊，也不是法家，而是帝制时代皇帝无法抑制的欲望。
桑弘羊认为，‘国强’和‘民富’这两者根本是对立。
想要‘国强’就要不断的征发，这是秦之所以强大的秘诀。
然而由于强秦不断的征发，致使民贫，也直接导致了二世而亡。
汉初刘邦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以黄老之学治国。
结果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成为有汉一朝最大的耻辱。
而‘民富’则在宋朝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即便是用现代最苛刻的眼光去看它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艺术、人口、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均收入等等综合实力，都是当时世界上真正的遥遥领先。
可是宋朝强吗？
‘强’到周边谁都能上来踹它两脚。
南宋孝宗时期，“乾淳之治”让宋朝的国力达到了巅峰。
宋孝宗赵昚野心勃勃，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隆兴北伐。
这场声势浩大，两代君王齐心合力的北伐，真正开打仅二十天后便草草收兵议和。
一场‘君有复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无肱骨之臣’的北伐闹剧就此结束。
宋孝宗从此再不言北伐，开始专注于对内发展。
自此宋、金两国迎来了四十年和平。
这一时期，出现了焦煤炼铁，冶金水平大幅度提升。
管型火器也被发明了出来，而造船业更是突飞猛进。
于是宋朝的商船队伍就满载着丝绸、瓷器开始了他们的远航。
一度到了阿拉伯海、印度洋、太平洋，成为了当时的海洋王者。
这才是世界历史上的真正大航海时代。
尽管宋朝富得流油，但是一到与外敌发生战争，那窝囊气……就别提了。
事实证明，国强、民富似乎是不可兼得之物。
侯平就以“桑弘羊之辩”这一命题为开端，提出了自己建议。
要实现君与民利益的和谐，就要将财富的大饼做大到二者都能得到满足的地步。
不过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就要实行工业改革。
所谓的工业改革，便是朝廷在基础民生方面的商业事务上面彻底放开，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用合理的税收平衡市场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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