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恩一声高吭的‘唱’诺：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朝会正式开始了。
官员在奏事的时候，需要跪于御前用官话大声朗读自己的奏疏。
如果该官员口齿不佳或声音不够洪亮，鸿胪寺有专门的官员代读奏疏。
皇帝在听完该官员的奏事后，给予旨意。
随后该官员退回，下一个官员出班奏报，如此循环直至无人奏事（或主持朝会的鸿胪寺官员叫停），则朝会奏事结束。
在这种按部就班的程序化操作中，所谓的朝会辩论是不存在的。
规则上就不允许，时间上也不允许。
所以侯平前世电视里演的什么朝堂辩论都是假的，骗子，彻头彻尾的骗子。
后世的人经朝以不上朝来攻讦明朝皇帝不管事，但事实上最先对朝会表现出懈怠的不是皇帝而是大臣。
最初只是少数官员以各种理由请假、缺席，从宣德时期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缺席的现象。
宣德元年七月初四日早朝，公、侯、伯、尚书等三十人无故不到。
宣德六年六月初八，文武官早朝一次不到者五百多人、二三次不到者三百多人。
到了弘治朝，因为缺席的人员太多，导致午门没什么人，晨钟一响，却有千余乌鸦飞起，因此被戏称为“鸦朝”。
朝会上其实也处理不了什么时政，因为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高声朗读奏疏上了。
虽然有皇帝给出批复的环节，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是无法给予明确旨意的。
因为没有人能将整个大明朝的资料都装在脑子里，皇帝自然也没那个能力。
像一些复杂的政务，例如某地出现灾厄，官员们请示皇帝如何处理。
你让皇帝怎么回答？
他可能连那个地方在哪儿都不知道，连意向性的意见都给不出来。
所以说不是皇帝怠政，不参加朝会，是因为没谁能长时间的白耗在这种没什么实际作用的事情上。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朝会是在露天举行。
京都冷的时候能有零下十几度，在这么刺骨的寒风中，谁能在露天环境下待着？
就比如现在，都二月份了，已经立春。
但是京都的早上依旧清冷的可怕。
就这，站在三班的最后的侯平也依旧冻得直想彼其娘之，还偏偏不敢发抖，怕被纠察的御史看见。
真要在大冬天的时候参加这玩意，那还不得冻死去？
因此，这种变态的朝会制度还真不是一般人愿意玩的。
难怪大明有那么多皇帝不愿意上朝，这朝还真不是那么好上的。
朝会开始奏报的通常都是开谓小菜，是一些御史之类的小臣在奏报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重要的地位高的大臣都放在后面。
朱由校身份最高，他所奏之事自然排在最后。
终于，朱由校出班奏道：“启禀皇上，孙臣有本。”
“奏——”
“今闻山东大旱，饥民四起，山东周边各地饱受其苦，今太孙府督政通州抚治特区，百废待新，正是急需人手之机，特请准招十万灾民入通州归附。另附：招流民细则：一、建立流民北上通道，允许太孙府征调水军战船，以及民船护送灾民走运河入通州；二、请各地方衙门，全力配合通州派遣人员组织灾民北上的关事宜；三……”
朱由校将奏章念完后，朝臣一片哗然。
自古以来，流民都是各地最头痛的问题。
地方官员对流民问题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沾上后就甩脱不开了。
像朱由校这样主动要求接收流民的，亘古未有也。
特区这一概念最早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提出，提出的人叫原杰，特区名为郧阳抚治。
成化年间，因土地兼并、赋税徭役，中原和华东等地一百五十多万流民进入荆襄山区。
这些流民的反叛性强、凝聚性强、破坏性强，极易产生对抗情绪和聚众行为。
朝廷任命山东巡抚原杰为左副都御史前往荆襄，处置流民。
原杰遍历地方，深入流民住处，向朝廷写出《处置流民疏》。
具体方案就是将流民多的地方一体划到新设立的郧阳府。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特事特办”的郧阳抚治特区，而原杰就出任了第一任特首。
通州也被设成抚治特区的时候，大家还以为万历皇帝只是想借个名，真实的目的是给新政最大的权限。
但是现在皇太孙这封奏疏一上，通州可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抚治特区了。
只是这次山东灾情已经超过了十五万人，通州一个小小的州城能养的起么？
而且通州毗邻京师，如果流民生变，恐威胁京师安全。
因此万历皇帝应该不会通过这封奏疏。
只是显然大家又想错了。
万历皇帝听完奏疏之后，只说了两个简单的字：“准奏。”
说完之后，便起身离去。
此时，朝会的最后一项纠察的御史通报失仪人员都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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