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苏水寿现在在伦敦。伦敦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
在很久之前，工人们就开始请愿。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普选权，参与国家管理而发起的政治运动。
要求废除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改善劳动生活条件等政治要求以法案形式公布，即《人民宪章》，因此这次工人运动也被称为“宪章运动”。
很可惜，由于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被政府暴力镇压，第一次运动不了了之。
几个月前，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工人们走向街头。第二次请愿活动爆发，除了第一次请愿活动的政治诉求外，工人们还提出了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工作时长的经济诉求，第二次请愿书有300万人（约占成年男子的一半）签名，这次的声势更为浩大。
但是由于缺乏强而有力的领导，宪章派主要领导人也被不瑞腾的政府趁机逮捕，第二次的游行、罢工运动失败。
苏水寿在大学一直看着这些事的发生。斗争虽然失败，但是也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群众作出一些让步，极大地鼓舞了各国的无产阶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推进了欧洲民主政治的进程。
“我必须承认，在大学前一年，我是混吃混喝的状态。每天都是四点四线，宿舍，教学楼，图书馆，酒馆，宿舍的生活。”苏水寿自己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确实是快活的，也是快乐的。但这些无疑都是低级的趣味。直到1842年5月，当工人们发起请愿活动时，我才惊醒！那时的我一直在疑惑，疑惑我们应该走的道路，一瞬间，我就想通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接下来的三个月，苏水寿开始进一步接触工人代表，进一步和工人们打成一片。
如果说，苏水寿一开始接触工人们是因为同情的话，那么现在，他就是为了研究，为了真正了解他们。
而随着对工人，对市民，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更为深入，对资本主义统治了解更为透彻。苏水寿的认识也就更为中肯，更加相信世界是物质的。
他和大多数哲学家们一样相信，思维能认识现实世界。如果说现在某些问题，某些方面无法看清，那肯定是物质方面没能达到标准。也就是说，苏水寿是可知论支持者。
是的，之前就说过，苏水寿不知道资本家是怎么剥削工人的（见23章苏水寿给大哥的信），但是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的剥削方法终会被揭露，人民大众终会翻身做人。
这次宪章运动结果上是失败了，但是这也暴露了很多漏点，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首先，就是没有指导方针，工人们仅仅是鱼龙混杂的群体聚集，发出一种不大不小的雷声，而没有雨下。没有任何后手，只渴望统治者的怜悯，无疑是个很好的送死方法。
在谈判桌上，没有任何后手，对方凭什么让步？要知道，权力是迷人的，没有什么人会平白无故的放弃。
其次就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宪章运动确实有了一定组织，也就是全国宪章派协会（1840年7月建立）。但是这个组织却没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力的，可以带领工人们走向胜利的组织。
“实现这一目标，只应采取和平和合法的手段。”
这句话很简单。表露出手段和平，希望资产阶级“心生怜悯”，“给条生路”。
这句话很危险。就因为这句话，宪主要领导人被资产阶级趁机逮捕，第二次的游行、罢工运动继而失败。
不过，统治者也不是傻瓜。一方面，他们镇压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暗中破坏。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激化矛盾，也让步了一点。当然，只有一点，
最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还没有停。也就是说，如果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发动革命，其实非但不能算是人类进步，相反，还会导致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陷入内乱，让外敌入侵，让历史倒退，成为民族的罪人。
当时的不瑞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从全世界摄取的财富是巨量的，分点给工人改善生活还是可以的。（当时不瑞腾的底层民众生活水平在全世界还是很高的）失业率很低，工人们对政治热情不高。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坚持斗争。还有，当时的不瑞腾是移民热潮，大量民众向外移民，极大的缓解了紧张局势和矛盾。（宪章运动的参加者中有些人移民到海外，为他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
综上，这些就是苏水寿对这次运动的总结。
“实现下院的彻底改革，使其能够充分和忠实地代表联合王国的所有人员。”
苏水寿再次看着这个目标，他忽的想起远在天边的祖国。在自己的祖国：农奴制还留存着荼毒底层人民；社会的发展依旧被封建制度阻碍；政府的任命主要是世袭制，几乎没有阶级流动；全国各地都时不时爆发起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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