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于西北的局势深感不满。
红军的主力部队纷纷会师，数万红军战士在陕北地区仿佛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央苏区”。
然国军各地的实力派，如东北军和西北军，却似乎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对剿灭红军的任务显得心不在焉。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国民政府决定调动260个团的兵力，以中央军为主力，分为四路进行围剿。
他们企图趁红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陕甘苏区。
红军的三大主力刚刚会师，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从军事部署来看，国民政府对这次围剿进行了精心策划。
中央军的第37军和第3军分为两路，从会宁向靖远方向进行夹击。而嫡系第1军则作为主力，从静宁向海原方向推进。
同时强令东北军的67军及其骑兵师也从隆德向黑城镇方向施压。
国民政府的这种部署明显是在向东北军、西北军等施加压力，甚至有意借机派兵进入西北进行“监军”。
面对敌军的大规模进剿，红军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为了应对围剿，红军总部在三大主力会师前就提出了旨在消灭国军第一军的《静会战役计划》。
然由于种种原因，静会战役和随后的宁夏战役计划都未能成功实施，迫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的大片土地。
国民党军则趁机从静宁、会宁一路追击至陕甘苏区的边缘，形势异常危急。
红军所在的陕甘宁交界处是黄土高原上最为贫瘠的地区之一，人口稀少，干旱少雨，物资匮乏。
数万红军战士聚集在这里，不仅难以补充兵员和筹集物资，而且作战空间也十分有限。
此外，红军刚刚会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也刚刚经历过连续作战，都显得疲惫不堪。
若红军在反围剿中失利，他们或许将不得不离开陕甘，向东渡过黄河，再次进行战略转移。
在长征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
红二、六军团曾在贵州毕节设想建立根据地，但最终在军事压迫下不得不继续转战。
因此，红军必须坚决打击中央军，以确保陕甘苏区的安全。
当时的军事态势是，国军第1军正向豫旺推进，第37军驻守黄河东岸，而第3军占领同心县城后行动迟缓，基本上在原地观望。
东北军则不愿再充当炮灰，选择在庆阳、驿马镇一带“备战”。
面对这种情况，红军迅速确定了作战策略：
“对东北军采取统一战线方针，保持对峙，维持默契；对国军第37军、第3军进行牵制，相机实施打击。”
“对于国军主力第1军，红军则采用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结优势兵力，予以歼灭。”
从战役策划的角度看，红军的部署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先在政治上孤立了国民政府。
在军事上，红军分化了敌军的力量，最终在装备和人员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消灭了突进的敌军。
而这场歼灭战的地点，就选在了山城堡。
选择山城堡作为伏击阵地，红军有着深思熟虑的考虑。
该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地荒凉，水源稀缺，即使有一两处水源也多为苦水，不利于大兵团机动，远道而来的中央军在这里很难展开行动。
此外，与豫旺以西的一些新区不同，山城堡附近是陕甘苏区的老区，群众基础深厚，便于红军隐蔽。
实际上，上述几点，国民党军中的许多人也心知肚明。
除了与红军在西北多次交手的东北军、西北军外，第37军、第3军等此前多次参与剿匪的中央军将领，也了解“红军内线作战”的厉害之处。
因此，当红军被逼退至陕甘苏区后，这些部队为何迟疑不前，也就不难理解了。
国军第1军，一支心高气傲的队伍，不顾一切地冲向苏区。
11月17日，他们兵分三路，左路第1师第1旅直扑惠安堡，中路第1师第2旅则向萌城、甜水堡推进，而右路的第78师则向西田家原的山城堡前进。
第43、97师在豫旺镇作为第2梯队待命。
作为国民政府的嫡系部队，第1军的部署确实不怎么高明。
他们过于冒进，将四个师分散开来，试图以分进合击的方式对付红军。
这样的战术在红军前敌总指挥的眼中，无疑是昏招。
17日当天，红军第4、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成功击溃了第1军第1师第2旅，造成对方600余人伤亡，甚至打下了一架飞机。
这一战，红军尚未与国军主力交锋，就已经削弱了胡宗南的一条臂膀。
而另一条臂膀，中央军78师，正朝着红军预设的山城堡阵地前进。
19日，红军高层亲自到山城堡部署作战，他们利用陕北红军和游击队统编后的红28军，在北面的红井子一带牵制国军第1师第1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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