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上具有犯罪心理的习癖性。所谓习癖性，是指存在继续犯罪的倾向性，其表现是故意致力于某种犯罪，以违法犯罪作为其长期经营之行业，并由犯罪之习惯进而发展为心理上乃至于性格上的变态，形成某种犯罪习癖。这种犯罪心理的习癖性，是惯犯构成的主观条件。
在认定惯犯时，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历史说，主张惯不惯，看档案。二是现实说，主张只能以未处理过现实行为作为定案根据。我们认为，上述两种倾向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主张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即立足现实，联系历史；既看到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看到现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把两者统一起来考察。
惯犯是故意地、多次地实施同种犯罪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人犯了多个同种罪行。刑法上之所以把它规定为一个犯罪，是考虑到这种犯罪的客观危害性比较大，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比较深，人身危险性也比较大，因把它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以便更好地同这种犯罪作斗争。所以对惯犯依法处理即可，不实行数罪并罚。我们认为，除法定的惯犯以外，其他犯罪也存在惯犯的情况，应当在刑法总则量刑部分设立惯犯制度，规定对惯犯除本法分则已有规定的以外，应当从重处罚。
法律通常是指由社会认可国家确认立法机关制定规范的行为规则，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
法律是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扞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体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们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其中一种区分的方式便是分为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有些国家则会以他们的宗教法条为其法律的基础。
法学家们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包括从法制史和哲学，或从如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面来探讨。法律的研究来自于对何为平等、公正和正义等问题的讯问，这并不都总是简单的。
封建社会法律由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王或者大臣制定；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制定；社会主义社会法律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民议会制定。
法律是最高的社会规则，掌控了法律就等于掌握了人类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由人民来制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被人民所掌握。如此才可确保国家性质的纯粹性，调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性。
法律条文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为了规范活着的人而不是死去的人。法律工具主义者把法律当成了僵化的工具、不变的教条。它违反了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法律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客体，也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工具，它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要避免法律和人类社会主客体地位颠倒的情况发生。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和对法律制度的深刻反思。因此执法者执法过程中，不仅要熟记法律制度还要深谙法律的基本精神，
法律首先是指一种行为规范，所以规范性就是它的首要特性。规范性是指法律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模式、标准、样式和方向。法律同时还具有概括性，它是人们从大量实际、具体的行为中高度抽象出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它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是反复适用多次的。法律还具有普遍性，即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标准是按照法律规定所有公民一概适用的，不允许有法律规定之外的特殊，即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触犯法律，便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对其教育，改良。
法律规范不同于其他规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严谨性。它由特殊的逻辑构成。构成一个法律的要素有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每一个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构成。行为模式是指法律为人们的行为所提供的标准和方向。
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权利和义务，它是由国家确认或认可和保障的一种关系，这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于法律是一种国家意志，它的实施就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家的强力部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
因为社会是指以物质生产为基础而结成的人们的总体，法律的调整是指向人们的行为，是对人们行为所设立的标准，即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
法律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普法工作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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